乾隆皇帝在哪出生？避暑山庄才是乾隆的出生地

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清高宗实录》给出了官方记载

“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清高宗实录》是官方文献，权威性毋庸置疑。不过，它纂修于嘉庆年间，只给皇帝一个人看。《清实录》的解密和影印出版，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所以，这个证据当时无人知晓。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权威文献呢？

有的。乾隆的《御制诗集》这样写道

“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他的意思是，自从离开雍和宫以后，每年都要回来行礼。今天恰逢“人日”，不禁感念当初自己就生在这里。

后来，乾隆把自己在雍和宫降生的具体地点也写进了御制诗

“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

“斋阁东厢”，就是雍和宫东书院的如意室、平安居和太和斋。其中的如意室，据说就是乾隆出生和童年生活的场所。故地重游，熟门“熟路”，倍感亲切。

乾隆在《御制诗集》里，几次提到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从未提及生于避暑山庄。对于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他在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写的《人日雍和宫瞻礼》自注里说“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实于”二字一出，暗含着辟谣的意味。

可是，就有人胆大包天，非要跟老皇帝过不去，声称乾隆的出生地不是雍和宫，而是避暑山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管世铭和嘉庆君父生在避暑山庄。

第一个持“避暑山庄说”的人，名叫管世铭（1738-1798）。他曾在乾隆后期担任军机章京，参与皇帝机要工作十多年。虽然职务不高，但人脉很广，也了解宫廷内幕。不过，在文字狱盛行的政治环境里，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充分的把握，管世铭绝不敢信口开河，随意乱说。

(图)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图

管世铭在题为《扈跸秋狝纪诗三十四首》的第四首诗里写道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或许他还嫌没说清楚，在这首诗旁又做了一段注解

“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驻临。”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是当年康熙帝赐给雍亲王胤禛的园子。雍正死后，庙号“世宗宪皇帝”，所以简称“宪庙”。管世铭这句注解的意思是，乾隆帝的出生地就是狮子园。每年雍正忌日，他都会亲临烧香。

估计乾隆没见过这首诗，否则管世铭要么得把这诗删掉，要么早就掉脑袋了。

如果说管世铭人微言轻的话，那么嘉庆皇帝的证言够分量吧。作为乾隆帝的亲生儿子和接班人，他的观点不能不重视。

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过生日，当时叫“万万寿节”，地点在避暑山庄。嘉庆写了一首题为《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的诗，前两句是这样的

“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

什么意思呢？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乾隆也恰是这年出生的，所以说两者“寿同”，有“因缘”。

(图)乾隆岁朝图

可能是怕没说清楚，嘉庆随后又加了一段注释

“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把“避暑山庄”和“都福之庭”并列，又说“此中因缘，不可思议”，嘉庆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皇父乾隆的出生地就是避暑山庄。

第二年八月十三日，太上皇乾隆又在避暑山庄过寿辰。嘉庆又写了一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的诗，其中他亲自添加的注释中这样写道

“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这次把乾隆的出生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山庄都福之庭”。

既然嘉庆和管世铭不谋而合地认定乾隆生于避暑山庄，那么这种说法一定会在清朝统治集团上层流传，甚至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五星红旗。它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的新第一面五星红旗。60多年来，对于这面新第一面国旗的制作者一直说法不一。

那，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制作者究竟是谁？

新成立前的一个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召开，赵文瑞与几名女工接受了布置怀仁堂会场的任务。就在开国大典的前夕，赵文瑞又接到了更为光荣的任务，让她按照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样式缝制一面五星红旗。赵文瑞清楚地记得这面长5米、宽3.33米的国旗，是在9月30日12时前缝制完成的，完成后她立即把国旗送到正在开会的怀仁堂。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对五星红旗宣誓就职，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再说彭光涵，他一生中最自豪的就是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工作，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专门负责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件，大部分是出自彭光涵的手迹。他记录了国旗、国歌诞生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电文，是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一起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的派遣，骑着自行车经长安街去前门大栅栏的一间旗帜社缝制的。

再说，当年在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做宣传工作。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宋树信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北京市纺织局前身）业务科工作。1949年9月28日，永茂公司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款式的国旗。次日，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又落到了他们的肩上，那天上午，宋树信刚一上班，经理甄树德就找到他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长500厘米，高333厘米，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宋树信来到瑞蚨祥，找到了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最大的五角星，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不敢做主，经过层层请示同意拼接，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接缝。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已是10月1日凌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启动广场中央旗杆下的电动升旗装置，新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宋树信说，升上去的国旗是宋树信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隐蔽在旗杆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万无一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今天，我们把赵文瑞、彭光涵、宋树信都看做是新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这个史实是不会错的。

，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升起的五星红旗只有一面，这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究竟出自谁之手？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馆藏的五星红旗与宋树信提供的有关第一面国旗的特征完全符合，大五角星的一个尖确实有拼接的痕迹。宋树信说，当年缝纫社的工人为了让国旗能系得更牢靠点，便在白布袋两端加缝了两条白带子。但开国大典筹备处看了后，认为不在要求之列，就拆了白带子。这一点，从馆藏的国旗白布袋处的针眼可看出。，宋树信反映，开国典礼当天下午，天空曾飘过一阵星星点点的小雨。而当时红绸布易掉色，所以，第一面五星红旗上，应出现雨点大的色斑，这一点也符合。点点滴滴的迹象表明，馆藏的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新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宋树信制作的。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那两面国旗，可能一面用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国旗、国歌决议案时，一面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可惜的是，这两面珍贵的国旗都没有能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