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张作霖：死后秘不发丧9年后才得以入土

北京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之后，也照例来到了这里祭告中华列祖列宗。正当张作霖捧金爵而祭，喃喃祝祷之时，一不小心，金爵竟然摔落在了地上。张作霖顿时面如土色，张学良也感觉心一阵狂跳。

1928年6月3日,夜幕下的张学良凝望着父帅乘坐的专列隆隆远去，心里沉甸甸的。临行前父亲对日本政府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以及之前得到日本有可能对父帅下手的情报，让他始终心存不安。 4日早晨起床后，不由又想起了祭天时金爵落地的事情，顿感心乱如麻。当日中午，张学良正在烦躁之时，副官匆匆进房，递上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负伤的密电。

看着电报，张学良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密电是周大文亲自拍发的。周大文是张作霖的心腹，密电处处长，同车随同张作霖回奉。电报由他亲自拍发，也就是说大帅是真的被炸了。张学良痛苦地坐在椅子上，手不断地揉着太阳穴，心乱如麻，真想立刻启程奔赴奉天。但眼前关内的局势，却不容他一走了之。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想起父亲临行前说的话“小六子，你的生日我不能给你过了，你自己庆祝吧！”张学良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张学良强制自己镇定下来，促成了和平让渡北京的办法，并决定军团部撤离北京，只留鲍毓麟旅在北京暂时维持秩序，待国民革命军进城接防后退出。张学良的专列在抵达河北滦县时停了下来。在这里，为部署奉军撤退事宜，张学良停留了大约两周的时间。诸事复杂，千头万绪，张学良为此忙得寝食难安，身心疲惫。张学良正在闹心之际，张作相来到山上，告之老帅已经于6月4日伤重去世。如闻惊天霹雳，张学良昏倒在地。醒来后，张学良把部队指挥权交给杨宇霆，匆匆离开滦州。

临行前，张学良换上了灰色士兵服，在脸上贴了块膏药。他料到日本人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自己回奉，甚至还有可能对自己下手。，他化装成伙夫，佩戴“王德胜”的袖标，在卫队营长崔成义、谭海、刘多荃等人的保护下，登上了卫队专列。

张学良坐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里，身旁跟着他的私人医生马扬。马扬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张学良把他带在身边，就是为了应付日本人。那个时代的火车都是蒸汽式的，必须不间断地加水才能行驶。列车刚在山海关停稳，就有日军士兵上车盘查。

张学良乘坐的是卫队专列，带头的日军军官一上车就警觉起来，命令士兵挨个验看。张学良躺在车厢的角落里，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日军士兵走到张学良身边，用刺刀捅了捅他。随行的崔成义等人马上悄悄地掏出了手枪，紧盯着日军士兵。日本人看了看张学良胳膊上的袖标，又仔细看了看张学良，张学良眼睛半睁不睁，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日本兵离开张学良，转向下一个士兵。崔成义等人这才把手枪收起。

专列在山海关车站停留了约半个小时后，日本人才将列车放行。这之后，列车经过绥中、锦州、沟帮子等车站时，都有日军上车检查。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那个脸上贴着一块膏药的伙夫就是他们要找的张学良。列车从新民站继续开行后，张学良嘱咐崔“到老将遇难处通知一下。”到三洞桥，张学良探出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列车停在西边门车站，下车时为6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张学良下车后暂留伊雅格家，当天深夜由伊亲自开车送张学良回帅府。

这段时间，张学良将军住在帅府东小院，身着白夏布大褂，臂缠黑纱。6月21日正式发丧开吊。将军在发丧期间没有露面，也没守灵。负责招待外宾的是陶尚铭、周培炳等，陪灵守孝的是张学铭、学曾、学思等，一般内务由五姨太即寿夫人主持。

发丧期间，帅府沉浸在悲哀当中，东辕门搭有黑白两色布扎的斗拱飞搪的牌坊，辕门两侧站有四名臂带黑纱荷枪的岗兵。帅府正门搭的牌坊和辕门大同小异，门楣多一方“中外同哀”的匾额，这里有八名岗兵站岗。灵棚设在一进院的仪门处，此处亦搭牌坊，但在牌坊后画又起两层四角牌楼，共有三块匾额，自上而下是“星沉”、“英风宛在”、“兆民允怀”，高耸的牌楼十分壮观，檐角下垂白色孝带。灵堂设在二进院正房中间过厅，厅内圆柱都用白布裹缠。横匾为“天柱峰颓”，两侧密挂挽帐挽联。灵座正中是大元帅戎装的遗像。像前五件景泰蓝供器，燃烛焚香，瓜果供品摆满高桌。桌前两侧，置两盆白花。

张学良夫人于风至的兄长于风翥一行五人，以亲属名义，曾从吉林怀德县前来赴丧，到帅府经侍卫通报后，夫人亲自迎至后院内宅，并一一发给印有张作霖半身像的像章和白花，作为出入帅府的凭证。守灵的张学铭由当差的扶着，已哭成泪人。因天气闷热，怕尸体腐烂，用布匹沾桐油缠裹数层，棺椁下边置放大块冰镇凉。前来吊唁的人往来如梭，各国驻奉领事，各省、市振来的官员，来人依次在灵前鞠躬致哀，帅府内设置乐队，整天哀乐不止，令人心碎。这场丧事前后共操办了一个多月。

丧事办完后，张学良派一名参谋，一名秘书和两名风水先生，到奉天附近选择坟茔基地，选中抚顺东60华里的高丽堂子村南，一向阳的山岗。经风水先生勘定说地脉好、风水好、宜作大帅陵寝。张学良看过后说“这地方不错，我看爹可以长眠于此了。”陵址选定了。决定让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主持修建元帅林。1929年开始动工，至1931年夏已将近竣工，计划同年11月张学良回奉天为大元帅下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工程停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进驻大帅府，把灵枢从大帅府移到小东边门珠林寺浮厝。彭相事主建“元帅林”没竣工就经事变，总觉得张彭两家两代世交．大帅不能入土为安，一对不住大帅在天之灵，二有负张学良委托。后来，彭和张作相两人出面，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相商，改葬在锦县驿马坊。张作霖谢世后9年，终于将其灵枢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再由日本官兵有二三十人，其他工作人员若干，还有僧、道、喇嘛等陪同下葬。

　　1943年，18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艾伦·拉森应征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被分配到空军照相侦察中队，很快他随所在部队辗转万里来到云南，被幸运地分到了陈纳德将军的麾下，担任部队航拍地图绘制员，参与制作地图和海图的工作。其间艾伦和他的战友们拍摄了大量关于的彩色照片。

　　1941年12月20日，9时30分。

　　日军82中队十架九九式轰炸机排成V字形，经由越南进入领空。此时，昆明基地的AVG部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全体飞行员背着降落伞匆匆奔向各自的战斗机。第二大队的8架寇蒂斯P-40C战斗机率先做好了准备，只有飞行员爱德华·莱克塔在爬上主翼时不小心碰掉了引擎罩，他赶忙招呼地勤人员前来修理。

　　一颗黄色信号弹后，第二大队8架寇蒂斯P-40C战斗机陆续起飞，消失在东南方向，正面迎接敌机来袭。因碰掉引擎罩而憋了一肚子火的莱克塔发现敌机后，第一个冲到日军轰炸机编队的左边。他将飞机拉到高空，然后瞄准下面一架轰炸机冲下去，瞄准镜里的敌机越来越大，他狠狠扣动了扳机。

　　下面的九九式轰炸机突然急剧地烧起来，机尾拖出一道长长的黑烟，整架飞机摇摇晃晃几秒后一头栽了下去—就这样，云南大地上迎来了第一架被击落的日军飞机。

　　爱德华·莱克塔是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1941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珍珠港事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航空特遣队(后来的第14航空队)。

　　60多年前的飞虎队赫赫战功如今早已定格在老者的记忆中，老式黑白电影里。当86岁的前飞虎队员艾伦·拉森的《飞虎队队员眼中的1944-1945》在国内出版时，飞虎队以及抗日战争的历史被耳目一新地再现。艾伦·拉森以及他今年5月刚刚去世的战友威廉·迪柏镜头下的，竟然大部分是普通百姓彩色的日常生活。

　　抗战大后方的彩色生活

　　孩提时代的艾伦·拉森深信，只要在地上挖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就可以去到—因为在世界的另一端。如果没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艾伦·拉森或许并不会意识到地球那边的正处于水深火热中—那几乎是当头一棒，让这位生活安逸的美国青年产生了与日战斗的渴望。

　　1943年，18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艾伦·拉森应征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经过在美国本土数月的军训后，他被分配到空军照相侦察中队，随后他所在的部队辗转万里来到云南。彼时，陈纳德的“飞虎队”已改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艾伦被幸运地分到了陈纳德麾下，担任部队航拍地图绘制员，参与制作地图和海图供中美两国空军打击日本陆军和海军。

　　1944年9月1日，抵达昆明空军基地的艾伦兴奋异常，他和一位战友第一时间来到飞机跑道上，站在鼻翼上画着鲨鱼图案的P40战斗机旁相互拍照—这一幕是艾伦视角的起点，也是《飞虎队队员眼中的1944-1945》的第一张照片。

　　“那时艾伦酷爱摄影，有空就利用他的两部柯达相机(Kodak Bantam 828和35mm相机)和他父母从美国寄来的柯达彩色胶片拍照。”《飞虎队队员眼中的1944-1945》一书的策划、翻译严湛是艾伦的老朋友，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艾伦对于老百姓有着难忘而美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