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称赞某上将：没有你中央早就不存在了

　　1949年12月21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七十寿辰。毛主席决定出访苏联。消息传到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耳里,他认为是天赐良机，就想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暗杀毛主席。但毛人凤的阴谋，早被新情报系统截获。为此，中共高层为了“清除”这个潜伏的反革命，决定让从事秘密工作的李克农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指挥。两人经过一番详查暗访，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案犯名叫计兆祥，男，北京市南池子九道湾乙43号，负责发报，且发报地址也是在他家里。

　　南池子离天安门很近，而且紧邻中南海。李克农和杨奇清下令，严密监视计兆祥及其住宅周围。不久，实施这次暗杀行动的所有案犯悉数被抓。据说，当时李克农特意到计兆祥面前，对他说“你就是计兆祥?不要怕，今天我是来看看你的发报技术的。快，给我呼叫毛人凤，我说话，你发报，你看如何?”本来就吓得差点尿裤子的计兆祥，听到这话，连忙回答“行行!”此时，正在台北的毛人凤，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讯息。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等来的电文内容却是“毛人凤，由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潜伏的‘万能台’，发报就那么几次，就被我们侦破了……现在给你发报的发报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今后，凡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恕不面谢!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安全。”

　　毛人凤拿过译文，眼睛瞪得大圆，连看几遍才相信这是真的，气得浑身发抖，差点昏死过去。李克农(1899.9.15—1962)，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中李村(今巢湖市居巢区)。汉族。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共产党。如果说，要列出革命史上最惊险的事件，那么从李克农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到找到周恩来，抢在国民党大规模搜捕之前，果断地撤离党的中央机关，这短短的几十个小时肯定位列第一。1929年12月，中共决定让李克农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因为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局长是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

　　此前，中共中央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向忠华和顾顺章，内设4个科，其中情报科科长是陈赓，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刚刚成立的中央调查科，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负责与陈赓单线联系。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捎来的密信—— 顾顺章被抓后叛变，中共高层机关和领导人危在旦夕。更让李克农感到不安的是接到密信这天并不是他自己和陈赓接头的日子。情急之下，李克农找到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他们找到陈赓，然后又和陈赓迅速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拟定以下紧急措施一、立即销毁所有机密文件；二、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由各部门紧急实行改变；三、把一切顾顺章所熟知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或调离上海；四、将党的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的机关全部连夜转移。最终，党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建安七子之中，应瑒可能是最没名气的一个。四处飘零的经历，让这个平凡的侍从文人，在领导的命题作文中越来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几分慷慨与豪迈。，曹丕评他是“和而不壮”。应瑒是河南哪儿的？他在曹门之下，又写了哪些诗赋？想著书的他，又为何美志不遂？他的才华真的被“领导们”耗散了？

　　东汉末年，西凉军阀董卓掌控朝中大权，一时军阀割据、战事频繁，皇帝所在的长安、洛阳皆被废毁。汉献帝刘协先是从长安跑到洛阳，之后又被曹操弄到了许昌。文人雅士随着汉献帝流离迁移，四处飘零。汉献帝到许昌这年，改年号为建安，北方地区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经安定。那个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和他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都喜欢舞文弄墨，爱好诗辞文赋。这父子三人对文人雅士相当殷勤。北方地区俊采星驰，群贤毕至。王粲从汉水之南来归顺，陈琳从黄河之北来归附，徐幹从青州来做官，刘桢从海边来投奔，应瑒展露他辞采斐然的文思，阮瑀施展他风度翩翩的书记才能。他们在酒杯前吟咏诗篇，在座席上从容谈艺，调和墨汁，言谈欢笑，挥洒毫笔便写就酣畅的诗赋。

　　这些文人墨客，在打仗的时候，大多随军，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回来之后，则习文作诗，探讨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其中，三曹和建安七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曹丕编的那本《典论·论文》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此后，这七个建安年间的才子，就有了“建安七子”的名头儿。

　　其中提到的“汝南应瑒德琏”，就是东汉汝阳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西北）人应瑒。应瑒死后，就埋在今天的项城市高寺镇，至今还有“应冢”。可是，我在项城读书的十几年里，从未听说过我有这么一位同乡。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关于应瑒的史料并不多，在“建安七子”中，这位算是最没有知名度的。从文学地位上来看，应瑒现存的作品，只有六首诗、十五篇赋和五六篇文章，其中残缺的又占相当比例，跟“著文赋数十篇”的历史记载对照就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遗失了。可在三国时期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让梨成名的孔融，裸身击鼓的祢衡，还有众多平庸的文人。应瑒就是那个出名而又相对平庸的一个。

　　祢衡击鼓骂曹

　　提及应瑒的生平，这要从汉末大乱说起。当时，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多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应瑒当时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样，去南方的荆州避乱，之后又回到颍川、许昌一带。好景不长，又辗转到了袁绍所占的邺城，并在邺城文学界小有名气。但漂泊的岁月并未停止。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他又转为曹操服务。跟着曹操做了几年丞相掾属，又被安排到曹植门下做曹植儿子的老师、曹植的文学侍从。不过，很快他又转到了曹丕门下了，也正是在曹丕门下，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

　　曹操征战

　　除了孔融之外，和依附于曹门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样，应瑒成为了曹门的文学侍从，其中文章不免带有幕府侍从文人的作风。比如，曹操下令征乌桓，应瑒写一篇《撰征赋》助兴记录。战争归来，跟随曹植之时，不免写一写同体同咏之作，如《斗鸡诗》，曹植、应瑒、刘桢各有一首。曹丕跟从曹操出去打猎，作《校猎赋》，还命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瑒作《西狩赋》。陪领导打仗，写从军诗；陪公子哥玩耍，写公宴诗、趣味儿诗；出去打猎“旅行”，写命题作文，这其中不乏诚信诚意的部分，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词。

　　清初著名诗人兼诗论家陈祚明评说《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诗立言得体，比“俗笔”高明，自有见地。既与权贵亲近，又不显得奉承，这向来是侍从文人的作风。文章或许很得体，但总显得有些平庸，毕竟放不开。在这样一个讲究尊卑关系的国家，要想在公宴诗中找到富有新鲜意味的作品，并不容易。或许应瑒的经历太过飘零，少了几分建安风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迁就环境而又缺乏那种豪迈。，曹丕批评应瑒“和而不壮”。但正如学者顾农所言，当应瑒不受命题作文的约束，可以自由发挥时，就能写出好作品。像他给老朋友写信，讲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本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应瑒对自己充当帮闲之官，有很深的自责与自嘲，这内心独白虽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谁愿意平庸呢？但作为帮闲之官，他又能怎么样呢？领导定下的意旨，违背又能如何？不如就这样过吧。

　　在建安七子之中，应瑒可能是最没有远大抱负的。经常易主，这或许导致他只有一个想法跟着一个人，安安稳稳干一辈子，做出点事儿。可这样患得患失多年之后，他被磨平了，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相对“平庸”。就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横扫之时，和徐干、陈琳、刘桢、王粲同死于瘟疫。他们死后一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书中提到应瑒时回忆道“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在顾农看来，“这恐怕也只是应瑒死后才说的高姿态的风凉话，人们记得当年曹丕不断地命题，让应瑒以及其余几位来写什么州乡衡诗杨柳赋，无端耗散他们的才华。应瑒恰恰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