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战术革命：汉武帝能打败匈奴战争的制胜点

　　此消彼长西汉的骑兵革命

　　西汉军队于马邑进行的速决战略彻底失败，但此事带来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中原国家与草原帝国之间的外交与和平状态不复存在了。汉武帝指导下的西汉朝野，和平政策已经成为昨日往事，以后，一切的未来都将交由浴血战神来决定了。

　　回顾西汉时期中原对草原帝国的国防形势，应该注意到，即使在和平的70年中，每到秋高马肥，匈奴及其统治下的大小部落力量也不断对汉地的边界地区进行攻击，这些攻击的目的在于掠夺财富和人口，这也是草原骑马民族的基本生存之道。为了应对这种攻击，中原的措施是，在边境地区实行高度军事化的行政，各边郡太守兼任该地区的军事指挥官，而这些边郡的部队基本为骑兵，一般每郡可以达到万骑，也就是一支独立战役力量的规模。

　　与此，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原对于草原的军力对比，西汉国家数十年来大力提倡马政。依当时律令，向国家提供良马一匹，可以免除三人的一年赋税与劳役，而朝廷本身也利用西北各地适合繁殖和饲养马匹的地区，开设了二十几个大型军马养殖场所。到武帝决定开战的时期，国家马厂马厩中就有超过40万匹，而在数十年的马政优先的社会环境下，中原人民则上行下效，养成了一种狂热的骏马崇拜。当来自乌孙的优良马种因朝贡而引进，汉武帝亲自命名为“天马”，上下认为天马南来是一件举国的大喜事。

　　马匹的繁多不仅改变了中原与草原的力量对比，更重要的是，这在中原第一次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骑兵革命。西汉朝廷中央的直属禁卫武力南军设置了专门的精英骑兵部队，其士兵则来自西部和北方各熟悉骑射的郡县，也包括志愿为中原效力的北方胡族士兵。随着效仿草原帝国的大规模骑兵的建立，中原骑兵实际上拥有了远比匈奴人优越的军事力量，因为，中原骑兵不仅普遍装备了弩箭和铁制骑兵战刀的精良装备，而且还拥有强大的步兵、车兵的作战和后勤保障。相比匈奴骑兵，中原骑兵更具备职业化部队的特征，并且，他们是由高度组织化与丰富人力资源支持的部队。

　　与汉军力量的成长相比，这一时期在军臣单于治下的匈奴却遭遇了一些内部问题。河南战役前后互有攻防的战斗记录表明，匈奴历次入侵的兵力均比从前规模减小很多，基本在三、五万骑的规模。其间还有不少匈奴的重要势力脱离大单于的控制，选择了投降中原朝廷。双方的力量对比的天平总体上已经向中原倾斜。

　　河南地比攻必取之地

　　冒顿单于时代所建立的草原帝国幅员非常广大，其东边直到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达贝加尔湖，但匈奴本部族最核心的部分却在当时中原正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这一地区与帝国拥有共同的南部屏障阴山山脉，即今狼山与大青山山脉地区。这一山系横亘东西，与西端南北走向的贺兰山连接，包覆黄河河套的北端与西部，然后下垂直到陇西一带。这一战略地理的关键是，阴山南坡与河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这个水草丰美的地区为匈奴提供了战略进攻的基地，使其非常方便迅速骚扰中原内地，甚至沿秦人修建的大路直接威胁长安。在防御上，这一地区则可以提供强力的纵深。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战略纵深区更上方，是匈奴大单于的直接管辖地带，草原帝国的心脏。这就决定了汉匈战争中第一个对于汉军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必须是夺取这一地区，这关系到战争的主动权和下一步战争的战略。

　　这一地区对于中原华夏国家与草原骑马民族的斗争至关重要，也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证明。在匈奴崛起前的时期，以阴山南北为根据地的匈奴先民与战国时的赵国进行过漫长的斗争，赵人通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夺取了胜利。在秦统一之初，秦始皇曾令名将蒙恬率军夺取，并建立四郡44个县的行政建制，有庞大的殖民和开发计划，这里曾被主要由关中来的移民称为新秦中。秦人在这一地区采取的防御措施是因河为塞，即利用黄河的地利建筑连续的要塞体系，保障河套的殖民和开发活动。秦末的战乱使中原力量收缩，匈奴人则趁兼并东西草原的威势回到了这一地区，此地成为大单于属下的白羊王和楼烦王的牧地。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卫青的姐姐卫子夫生下儿子并被立为皇后。那一年，距汉军成功攻击匈奴军队已有2年多，卫青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越过传统汉匈分界线，对匈奴进行富有战果的攻击。这拉开了河南战役的序幕。第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人东部军队，即左贤王率领的军队向辽西方向发动了反攻。匈奴军击败了老将韩安国率领的边境守备部队，杀死了辽西太守，掳掠大量人口和财富。汉军制定了复杂的战役计划。将军李息率军直进东北，去迎击匈奴的左翼部队，而主力部队卫青军则自东而西，由河套顶部的东端直取西端顶点处的高阕，切断了匈奴右翼主力右贤王部队对鄂尔多斯和南部地区的联系。

　　卫青军充分发挥了骑兵远距离、大纵深和高机动战法的威力。他击破了盘踞鄂尔多斯70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汉军主力会舍东而西，其部队受到了完全的突袭。然后，汉军突然往左方折转差不多90度，像飙风一样往南奔袭千里，席卷了长安以西、渭水上游，对汉帝国心脏地区威胁极大的西部据点陇西。击破了匈奴人在距离中原核心区最近的西部力量。此战斩杀匈奴士兵数千人，俘获数千人，以及以十万计的牲畜，使汉军尝到了以战养战、就地补给的甜头。在这一战役之后，汉军已经是使用主力骑兵草原作战的行家里手了。

　　战略升级战争的潮流改道

　　如果说西汉时代的中原国家与北方草原国家的战争需要有一个转折性的标志点，那么，公元前127年发生的河南战役可以说当之无愧，其战略性的全局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就军事作战方面而言，中原军队已经完全能够掌握和运用集团骑兵战略与战技，远距离、大纵深和高机动的骑兵战法再不是草原民族的专利。而且，在实际的战火中，以卫青为代表的新一代骑兵将领已经成熟起来，并获得了前线最高的指挥权，汉武帝在骑兵革命和军事将领培养上投下的重注已经看到丰厚的收获。虽然攻防反复的拉锯战还将持续相当的时期，但中原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军事自信与实力基础。这在对抗双方的心理上是一个分水岭。

　　收复河南地使得中原国家在攻防战略上的态势获得了根本改进。匈奴人凭借占据此地可以直接威胁中原腹地，已经成为历史，而汉军以此地为战略攻防的支撑，则可以灵活反击匈奴对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袭击，并从中央位置威胁大漠南北的匈奴王庭。而恢复本地区秦以及战国时代沿河流的障塞防御体系使汉军平时可以节省大量常驻防御兵力，从而使主力骑兵可以高度集中，以便以集团方式投入新的战役方向。

　　此次战役的战略后果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其后汉廷开始恢复行政的建制，设立了朔方郡，此举使汉匈对抗从一般的军事反击升级为新的国家战略，那就是开疆拓土。移民和开发活动使北方的国防有了立足点，移民不仅将中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到这一中原先民反复争夺之地，而且本地的人口提供了更近距离的后勤和兵源支持。长城和障塞等防御体系再不是单纯防御性的设施，而是屏障中原民族和国家物质成长的盾牌，这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模式军队的胜利是打开新领土的先锋，而坚固的防御体系则确保胜利所获得的土地成为新的民族生存空间。胜利的旗帜前进愈远，这些坚固的障塞体系也前进愈远，后面则是中原人民生活的足迹前进愈远。与这一进程相伴的，则是中原国家不断扩大的地区内，各种族和原先生活与文化各不相同的人民逐渐地互相融合为一家。

　　随着河南战役的结束，中原国家牢牢占据了主动和有利的战略态势，下一步，汉家铁骑面对的是北方的阴山和西部的河西走廊了。中原与草原的200年战争即将迎来决战的时刻!

　　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军帐前，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写过《石灰吟》的著名忠臣。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当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使朱高煦“伏地战栗”(怕是被气得，而未必是被吓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列奏其罪，请正典刑”，要求皇帝“大义灭亲”。据记载，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臣罪万死，惟生杀在皇上”。

　　，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未免不太合适，最终以“彼固不义，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朱瞻基一面让人将群臣告发朱高煦谋反的劾章给其看，一面令其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违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纯属虚妄之辞)。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慰安宫眷。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王彧、韦达、朱恒、钱巽等数十人。

　　或许是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分别奏报皇太后、告谕北京文武群臣，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的处置方式。同日，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阳武侯薛禄、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朱瞻基的征讨大军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东光方向，让太监“护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让锦衣卫官“械系”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紧随其后，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胜利之师”离开乐安不远，未到乐陵黄家店时，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九月初六，车驾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宗庙，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朱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为辞，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当群臣复奏“叛逆之人不分首从，皆得处极刑”时，他就下令要从王斌、韦达、朱恒等人审讯出朱高煦谋反实情，依法处置。

　　仅仅过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将作为朱高煦“逆党”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汉王府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谏诤”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翌日，九月初十，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逆党”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青州左卫指挥史诚、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在处决靳荣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对随其亲征的人员按官阶大发赏钱公三千贯、侯二千五百贯、伯二千贯;都督一千贯、都指挥五百贯、指挥四百贯、千户镇抚三百贯、百户所镇抚二百贯、总小旗将军一百五十贯、军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贯。文职官六品以上如武职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贯，九品以下一百贯。厨役五十贯。病故溺死官军加半倍给其家人。接着又在九月十二“赐随征乐安州还京文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门。加赐扈从文武官军旗校人等彩币绢布公，彩币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书四表里;都指挥及文职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挥，绢二;文职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镇抚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绢一;厨役绵布各一”。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锦衣卫，将所缉捕的乐安州“同逆”亲属分赏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封建社会“谋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在此期间，九月十九日，朱瞻基还将原来在乐安附近的军队进行了调防，将青州中护卫(其指挥王斌被认定为朱高煦的主要党羽)分拆到辽东各卫，将原乐安千户所调去了甘肃。

　　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还殚精竭虑地亲自写了一篇《东征记》(按从北京至山东乐安本为向南而来，不知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详细记述了朱高煦的种种罪孽和朝廷“不得已发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让群臣传阅。

　　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只有朱瞻基自己清楚，他这样给未曾夺过一城一池、未曾杀过朝廷一官一卒的亲叔王硬性定罪，并大动干戈地跑到乐安将其缚来，内心是不是亏。在崇尚尊长和孝道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对待为江山立下过盖世之功的自己的亲叔父，如果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他为了削藩，剪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异己势力，还是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了。既然做了，就只能做到底，做到不容质疑。

　　或许正因为朱瞻基内心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在他主动宣示自己亲征叔王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却不愿意别人更多地搅和进来。，当他班师归京的第二天，面对文武群臣上表，要行庆贺大礼时，他就以“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为!”来制止了。九月二十八，又有鲁王朱肇煇启奏，要为他“亲率六师讨叛逆以安宗社”，请诣到北京皇宫恭贺，他更深叹一句“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贺为!”(按此句中的“中心”，意同“内心深处”。)随后，诸王有奏请来京恭贺者，一律被回绝了。试想，诸王与汉王朱高煦、宣德皇帝朱瞻基一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脉血亲，一句“中心愧之”掩藏了多少难以名状的心境和内幕，只有让听者去咂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