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滕子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人品如

　　滕子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人品和文品如何?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幼年丧父，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初任潍、连、泰州从事。天圣中(约1025)，任泰州军事推官，被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修筑捍海堰，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九年(1031)，召试学院，后任大理寺丞，知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明道元年(1032)调京任殿中丞。景佑元年(1034)正月任左正言，八月迁左司谏，因直言谏君，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景佑二年(1035)，因“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宝元元年(1038)初，调江宁府(今南京市)通判，不久迁知湖州，创立湖州州学。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反，迁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知州。由于治边有方，战功卓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范仲淹荐以自代”，“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伊始，御史梁坚、郑戬即劾奏滕子京“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故“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庆历四年正月，又“降知虢州，职如故”。时中丞王拱辰又奏言其“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二月，“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庆历七年(1047)春，迁苏州知府“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归葬于池州青阳县城南金龟(鸡)塬。

　　通过对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简述，我们对他应有了概略的了解。那他的人品和文品又如何?这里试举几个事例，以管窥豹。

　　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载滕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时，一日，风暴潮涨，兵吏皆惊骇逃散，惟有他临危不惧，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晓以利害，并率先赴险，捍卫了海堤。同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他顿生敬意，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终老。

双公祠铜雕,左为范仲淹,右为滕子京

　　《续资治通鋻》载滕任殿中丞时，因宫中发生两次大火，他曾与秘书丞刘越多次上言献章太后，“请太后还政”宋仁宗，其曰“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景佑初，宋仁宗内宠颇盛，身体多疾。时任左司谏的滕子京又犯颜直谏“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触怒仁宗，将他贬到信州。

　　1040年，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得知家居该州德清县乡间的同年进士沈叔宽病逝，因家贫停棺在家无力安葬，滕即亲往其家祭奠，并出资择善地将其安葬，且厚抚其子女，还请范仲淹写了《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

　　庆历二年九月，西夏入侵，宋朝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定川离滕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农民数千戎服守城，一面选派勇士深入敌后收集情报，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这时，范仲淹带领15000兵马来援，却又遇上10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滕便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戍边期间，他还“厚抚羌族”，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深受边民爱戴。当他调离边陲时，“其战卒妻孥数百人，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保守派即以所谓“泾州枉费公使钱案”抵制新法执行。朝廷派员查勘，弄得“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欧阳修语)。滕子京也被“置狱泾州”，身处险境。面对强敌陈兵边关，守将人心涣散，滕“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其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基于上，才有苏子美《滕子京哀辞》的“贤去人何赖，才亡世不尊。”“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狄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的由衷称许;才有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的“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君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的中肯评价;才有《宋史》“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的高度赞颂。

　　第三，“他与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范仲淹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滕子京与范仲淹是挚交，也是诤友。他俩从1015年同年及第相识相知，到1026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在朝堂他俩直言敢谏，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帮助，诗歌互赠，书信往来，直至终老。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写道我俩一生“忠孝相勖(勉)，悔吝(不祥)相惩”，并承诺对其幼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由于他俩交谊太深，保守派在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时，便掀起了一场针对范仲淹的“倒滕运动”。

　　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一》文第五自然段说“滕由左司谏贬为岳州知府(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1、滕任左司谏时在1034年，距贬岳州相去10年;2、岳阳在明代洪武二年以前没有设过府，哪来的知府)。滕子京在岳州的种种恶行，很快被朝廷大臣们察觉和反对。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才想起让范仲淹以作文的形式为他树碑立传。”这段措词激烈的话，纯属无稽之谈。什么史料记述了滕在岳州的“恶行”被人“察觉和反对”?滕又有何“罪行”需要掩盖?纯粹是作者在无中生有。滕子京修楼求记的动机与目的，《求记书》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关于范仲淹作记的主旨，历来有4种说法“规劝”说、“策励宣言”说、“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详见《范仲淹为何写〈岳阳楼记〉?》)简言之，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范仲淹任职邠州的庆历五年六月，此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边关戎务繁忙，肺疾缠身等原因，加之又未到岳阳现场考察，故而当时没有撰写《岳阳楼记》。庆历五年十一月，范公请调邓州，虽是择一善地治病，却也成了“迁客”，且在到邓州之后，还一度出现“附廓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依韵酬李光化》)的消沉心态。那么，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们，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所说的“阴愤阳惨，事弛官废”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经过稍纵即逝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认真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竣工，必然催请他作记。洞庭湖、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名胜，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什，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胜地。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挚友中累遭贬谪，仍“乐天知命、庶务毕葺”的典型。他对滕以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近年为“泾州公案”三遭贬谪到岳州后，他为民办事的政绩又捷报频传。事实若果真如此，岂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典型吗?他到邓州原是赋闲养病，完全有时间前往岳州实地考察。待他核实事实后，便以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那些以“朋党论”使“庆历新政”夭折而掌权的保守派。这就是范公写《记》的缘由。

　　仅仅靠武艺高俅是发不了家的，高俅还会几样梁山好汉看不上眼的本事。正是这些本事，让高俅坐上了东京殿帅府太尉的宝座。

　　一个是会吹弹歌舞，会玩。相比梁山粗鲁的汉子们，高俅显得多才多艺，风雅得多。在梁山好汉中，燕青号称“天巧星”，各种东西无一不会，最讨女人欢心。女人不喜欢男人整天板着脸，说着什么刀光剑影，热血江湖，于是阎婆惜会背着宋江找男人，潘巧云会和裴如海勾搭成奸。张文远和裴如海嘴都很甜，会搞些小情调的男人，宋江和杨雄就比较干瘪无味了。而在大宋官场，最讨皇帝欢心的就是高俅了。徽宗皇帝整天面对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天下苍生的正派官员，心中不知道有多累。高俅会玩，能玩，知道如何让主子开心。皇帝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喜怒哀乐。宋徽宗的爱好和高俅大都相似，高俅投其所好，两人乐在其中。虽然说于国家无益，让领导开心也算是古今下属的生存之道吧。何况高俅的爱好有些世俗，但并不低俗。

　　一个是高俅会踢球，而且踢得相当不错，应该有大宋朝一流的水准。京师的人正因为高俅球技出色，竟然连他的本名都忘记了，只叫他“高毬”。就如同现代的泥人张，张小泉剪刀等等一样，高俅已经成为京师草根最著名的球星。，毬除了指球之外，也可以自那东西，等到高俅当官之后，就把毛字旁换成了单人旁了。施耐庵把高俅的发迹归结为踢得一脚好球，其实也不尽然。踢球只是一个契机，让端王能在茫茫人海中偶尔看上高俅一眼，但这一眼转瞬即逝。整个大宋会踢球的多了，端王府想必就聚集了无数踢球的高手，没有听说他们有当了大官的。为何只有高俅能发迹呢?

　　第三个原因，是高俅懂得诗书词赋。单看高俅改名就很了不起。“毬”字多俗气，没品位，而“俅”是恭顺之意。高俅是在发迹之后改名，也就是在投靠了端王，也就是宋徽宗之后改名，为了领导而改名，并且说，我会很顺从您，恭恭敬敬伺候您。虽然有些奴才嘴脸，可是作为领导的宋徽宗肯定很乐意。

　　，最重要的还是高俅随机应变，善于逢迎。这一点在高俅面见端王时有充分的体现。虽然说拍马屁让很多正人君子所不齿，其实拍马屁学问挺大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拉的下脸，放下自尊来。一个真正的马屁高手，必须懂得察言观色，见风使舵，需要了解领导的喜好，把握说话的时机，时不时还要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一个真正的马屁高手，甚至必须是个杂家，对什么都略知一二，不必精通但又不能不通。看高俅会点枪棒，会点相扑，也会吹拉弹唱，更会诗词歌赋，不然怎么能在多才多艺的宋徽宗身边混的下去。高俅能从一个街头帮闲，摇身一变成为大宋太尉，实在不是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