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将蒋百里：一个让日本人尴尬万分的异类将军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这位陆军上将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生平，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使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热闹，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也归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是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女性一样为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人的普遍尊敬。

　　兵学巨擘蒋百里，早年曾因一次自杀事件引起轰动。其后养伤期间与一位日本女子相爱而终成百年之好，亦为人们所乐道。

　　蒋百里名方震，浙江人。清末举人 ，上世纪初年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年31岁。不久，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屋子，当时性情刚烈的蒋百里伤势虽已无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执意不愿留在人世。美丽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对其照顾看护则无微不至，她对蒋说“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诀”规劝他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蒋百里。蒋于万念俱灰之际，得此红颜知己的一番劝慰,不禁油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

　　蒋百里此前原尊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查夫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1939年逝世，享寿59岁。

　　佐藤屋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担任护士长。蒋百里养伤期间与之朝夕相处，深深爱上这位佐藤小姐。他对她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一语双关，已经表明心迹。佐藤小姐心领神会，低头不语，含情脉脉。数周后，蒋枪伤痊愈，佐藤小姐也深深体会他的心意，对蒋的品德才华也极钦佩，很愿与之结好，但云家有父母，更兼彼此为异国人，终身大事，确是不敢自主。临别，两人各留下了通讯地址。

　　当时，日本人对人的偏见，使佐藤屋子的父母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持反对态度。蒋百里对佐藤深爱不稍懈，鸿雁传书，更是不绝于途。后蒋专赴日本面见佐藤父母求婚，佐藤父母看到这个青年这么爱他们的女儿，遂同意了两人的婚事。这样，在1914年秋，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左梅夫人深爱她的丈夫，婚后她不再说日语。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抗战军兴，左梅夫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夫人变卖了许多首饰等值钱之物，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伤病员。

　　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操劳过度，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7岁。蒋百里去世以后，左梅夫人与女儿相依为命。五个女儿之中，二女蒋雍、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窗，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蒋家的女孩们也都与钱先生的独子钱学森为竹马青梅之交。蒋英与钱学森各自在国外学习有成，结为佳偶，并携手回国报效。当时是新诞生之时，他们的回国之途由于受到重重阻挠而艰难曲折。蒋英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左梅夫人则一直住在北京女儿的家里，直到1978年去世，享年88岁。

　　左梅夫人曾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1984年，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墓。

　　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秉承“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万同胞未经积极抗战即沦陷于敌手。一时“国将不国”之悲愤溢于华夏，而对外退让，专事内战的军人们，更成为众矢之的。连蒋介石的嫡系爱将宋希濂都哀叹一个不抵抗，带兵是越来越难了。

　　，就在这种万马齐喑之中，却有一批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一声不甘受辱的怒吼。

　　日本1931年12月出版的《满蒙事变大写真帖》中，刊出了一张在日军人来到日本陆军省进行抗议的照片。

　　在当时的东京，怎么会有军人呢？

　　原来，他们就是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士官留学生。他们大多原来在部队即为军官，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为祖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群情激愤，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并前往日本陆军省。这些军人身着便衣（因在士官学校入学后，即发日军军服，身着便衣表示不再承认和日本军队的关系），不顾日本宪兵阻拦，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要求退学并将入学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军刀掷还。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也报道了这一被称为“退还军刀”的事件。日本记者描述，士官生们的举动表示与日方割袍断义，此后战场相见决不容情。

　　据当时担任士官生退学代表的苟吉堂（后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回忆，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日方一直歧视学员，在他们的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他认为有辱国格，多次抗议后，方才改为“学生住屋”。他们在九一八后要求退学的抗议中，大使馆曾派出参赞丁某阻拦，但无法抵挡学员们血脉贲张的爱国热情。此时有摄影记者前来，丁亦以自己被摄入镜头为耻，乃以袖掩面大喊一声“回去吧！”而去。日本宪兵随即发动镇压，苟吉堂等被捕。

　　苟吉堂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继续学习，遭到严辞拒绝。他将其在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当时用的洗脸毛巾上，以志不忘。全文为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晚 日军强占我东北 实施种种破坏与屠杀和劫掠 并怂恿宵小谋叛藉口满洲独立 其罪恶施于朝鲜复加于我 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且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 既无能捍卫国家 又不能急赴国难 为军人最大耻辱 惟力不从心 仅抱牺牲精神 作总退学 图揭露日虚唱亲善之假名 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荆棘 期他日国有所救 在总退学的当中 日人加我代表等为煽动退学风潮之祸首 拉我等拘禁冤狱三十小时 此为在狱时所用之纪念面巾也 时十月二日晚于东京若松町出狱后 吉堂志”

　　此文，或恰可表达当时这些在日士官生们的心声。

　　东京是国际大都市，慑于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不得不将苟吉堂等释放出狱，并在十月十二日允许这些学员退学回国。日方派人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退学的学员共有七十二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军事人才们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的瞬间写下了注脚。

　　而从我们的目光看来，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

　　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军人归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初起，一百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十七所学校的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十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两千三百人，仍留在日本的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准备在日本开展地下活动的爱国者。

　　东京若松町出狱后 吉堂志” 苟吉堂在毛巾上的书写手迹 此文，或恰可表达当时这些在日士官生们的心声。东京是国际大都市，慑于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不得不将苟吉堂等释放出狱，并在十月十二日允许这些学员退学回国。日方派人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退学的学员共有七十二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军事人才们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的瞬间写下了注脚。 而从我们的目光看来，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 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军人归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初起，一百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十七所学校的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十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两千三百人，仍留在日本的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

　　九一八，对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也是一个觉醒的象征 – 正是这场国难，给这个古国带来了空前的团结。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让不同的党派捐弃前嫌，连绵的内战走向终结，整个世界都开始听到人怒吼的声音。

　　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十四年神圣抗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