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之谜：当时的交通条件做不

　　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度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渭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己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颖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

　　马文升(1426年)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其于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者听。”　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 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　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 ，“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诰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碙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一)哈密 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佥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赍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市场 。哈密安克贴木儿遣人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

　　永乐二年六月，封安克贴木儿为忠顺王，安克贴木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贴木儿遣使来朝请锡爵。朱棣说“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　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安克贴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 。可见鞑靼势力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贴木儿兄子，于洪武二十四年宋晟讨哈密时俘入 。朱棣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永乐元年送还故地。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不知有朝廷” 。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永乐四年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筹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 。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剌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　朝廷的法令、诏书都要在哈密颁行 ，几同内地郡属。脱脱死后，永乐九年封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　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 。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 ，“译文具闻乃发” 。，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 ，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　，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西番罕东、毕里诸卫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朱元璋曾颁《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诸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著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

　　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永乐中，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年)，新立了沙州卫、 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

　　(三)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诏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并赐之■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 。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在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 。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 。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朱元璋怕元朝所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 。永乐三年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令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 。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王，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 。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故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踞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 。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沙迷查干使节来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 。永乐十四年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 。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

　　洪武时期，故元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彼小丑当自来归。”朱棣从其言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朱元璋曾遣使谕别失八里曰“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有大惠于尔诸国也” 。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元璋听说西域产一马甚异，就派使者索取。其酋长靳惜，不得已，乃阴伤其足来献 。图小利以失人心，不足效法。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笼络人心之效。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