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将张浚忠奸之论：到底他是否是个称职将

　　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一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朕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玠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入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ll6l)，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闻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徯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入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珵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珵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人金人之手。张俊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7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淮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人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梿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言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惧内”俗称“怕老婆”。在男女平等的当今社会，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如果有哪个男子惧内，朋友们还常常会开玩笑地说他得了“气管炎(妻管炎)”。大家是否知道，在唐代崇尚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中，也存在惧内现象?

　　在唐代，盛行着一股“惧内”之风，怕老婆几乎成为上层社会男子中流行的通病。翻开唐代的史书或史传笔记，关于男子惧内的记载真可谓千奇百怪，不胜枚举。

　　比如《太平广记》中就有两则关于惧内的故事。舒州的军卒李延壁与朋友在外宴饮，连着三天没有回家，他的妻子便叫人传话给他“如果回来，就用刀杀了他!”李延壁听后恐惧万分，只得哭着向当地的州牧求救，搬到佛寺中居住。

　　四川有一个功臣，家里姬妾成群，由于妻子妒忌成性，所以他一直不敢靠近她们。妻于临终前对他说“我死了之后，如果你敢靠近家里的姬妾一步，我马上来取你的性命!”妻子去世之后，这个功臣便开始宠幸一个女婢，，有一天晚上，两人刚要就寝，便听见窗外一声霹雳，床的帷帐也都裂开，功臣以为是妻子的鬼魂显灵，当场被吓死了。

　　惧内的风气唐代以前就已是一种社会现象了。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就是当时有名的妒妇。她对隋文帝杨坚监视得很紧，不准她临幸别的嫔妃。尉迟迥的孙女长得很漂亮，杨坚在仁寿宫看见后，非常喜爱，于是便召幸了她。独孤皇后侦知此事后，趁杨坚上朝时派人暗杀了那美人。杨坚知道后大怒，但又无奈，只能独自一人从御花苑出去，信马由缓，跑进山谷二十多里。大臣杨素等知道马上前去追赶，扣马苦谏，劝杨坚还是回朝为好。杨坚叹息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能自由。”独孤皇后不但不准杨坚碰别的女人，看到诸王及朝士有妾怀孕的，一定要让杨坚骂他们一顿。

　　到了唐代，男的俱内和女的妒劲十足，成了时代风尚。《隋唐嘉话》中记载，房玄龄夫人妒得十分出名。唐太宗曾经想赐美人给房玄龄，房玄龄坚决不肯接受。太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让皇后召房夫人来做工作，告诉她大臣有媵妾之类的女人是十分正常的，而且房司空年岁已高，皇帝只是想特别优待他一下。女人对女人本是好说话，但房玄龄夫人就是不同意，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唐太宗于是下令说“你是想不妒而留条活路，还是想宁妒而死?”房夫人说“妾宁妒而死。”太宗由是让人送去一杯酒，对她说“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吧。”想不到房夫人真的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一个女人到了连死都不怕了，皇帝就对她没办法了，感叹说“我看到她都有点怕了，更不要说房玄龄了。”

　　还有人怕妻子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唐高宗问司戎少常伯杨弘武为何无故把一个重要的官职授予某人，他回答说“臣的妻子性情非常刚烈强悍，昨天她把这个人托付给我，臣如果不依从她，将来的生活恐怕会永无宁日。”

　　《朝野佥载》中记载的故事与上述《隋唐嘉话》正好相反贞观年间，有一天桂阳令软嵩在自己家的客厅举办宴会，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宴会上召了几个女歌奴，便披头散发，赤着双脚，带着大刀冲到客厅，客人们都被吓得四散逃跑，软嵩也吓得躲到了床底下。刺史得知后气愤地说“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个妻子都不能好好管教，又如何能够管理地方上的众多百姓?”于是他解除了软嵩的职务。

　　再如《御史台记》中记载，唐朝的管国公任瑰特别害怕自己的妻子，这一点常常被同朝为官的杜正伦所讥笑。一次，当杜正伦又嘲弄他的时候，他振振有辞地反驳说“害怕妇人是应该的，理由有三初娶之时，她端庄得像菩萨一样，哪有人不怕菩萨的?后来生儿育女了，她就像一个生孩子的大虫，哪有人不怕大虫的?等她年老了，满脸皱纹，像鬼一样，哪有人不怕鬼的?”

　　《北梦琐言》中关于惧内的记载也不少尚书张褐与外面的爱妓生了一个儿子，由于害怕妻子忌妒，所以一直不敢接回家，把他寄养在离家甚远的江淮一带，直到张褐去世，这个儿子回来奔丧，家里的兄长们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弟弟。

　　中书令王铎带兵在前线打仗，甚是威风，忽然有人来报，说他夫人正在来看他的路上，王铎顿时惊慌失措，对他的幕僚说“黄巢正从南边向我们逼近，现在夫人又从北面来了，我该怎么办啊?”幕僚开玩笑地回答“不如向黄巢投降。”

　　除此之外，唐代皇帝惧内的现象也不少，其中以高宗、肃宗、中宗怕妇的故事最为典型。相传中宗非常害怕韦后，一次在皇宫内部举行的宴会上，优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唱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据说唱完之后，这名优人还得到了韦后的赏赐。

　　看了以上五花八门的惧内故事之后，读者们肯定要问，唐代的俱内之风怎么会如此盛行呢?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唐代惧内之风盛行于中唐以前，而且大多集中在上层社会的男子中，其程度在历史上堪称惧内的典型，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并不以惧内为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在中唐以前，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妇女的地位也较高，尤其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夫妻的地位往往不相上下，甚至，在一些家庭中，妻子的地位要高于丈夫。由于妻子出身名门望族，有钱有势，所以对自己的丈夫不屑一顾。唐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当时的法律和礼教也十分重视门第，“良贱不婚”、“贵贱不婚”、“士庶不婚”的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阶层中的很多人都把进士及第和娶高门女为妻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例如《隋唐嘉话》中就记载已经成为宰相的薛元超，常常对别人说起平生有两大遗憾，一是自己虽贵为宰相，但不是进士出身，二是未能娶得五姓女为妻。这“五姓女”指的便是当时社会上最有名望的五大家族的女儿。这种一味追求门第的婚姻有时候并不美满。以公主和驸马的婚姻为例，公主是金枝玉叶，长期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生活形成了她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和骄纵跋扈的性格。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公主下嫁之时，不但不用向公婆行拜，反而公婆要向她行拜。《旧唐书》中说，公主死后，驸马要像为父母服丧一样，为她服丧三年。加上唐代的公主往往无视当时一般的妇女所应遵守的种种妇道，试想这样的夫妻关系，驸马怎能不忍气吞声，备受公主的挟制呢?不仅如此，中唐以前，上自公主，下至富家女，依仗自己娘家的势力，贱视甚至欺凌丈夫的现象并不少见。针对这种时弊，白居易也在诗中感叹道“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

　　，丈夫惧内，与妻子本身的气识以及才情有关。唐代的社会背景比较开明和开放。上流社会的女子往往自幼便读书习字、吟诗作画，有的甚至骑马射箭、参加社交，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几乎与男子无异。这样的世风造就了一大批拥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独立性格的女性。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宋氏五姐妹等人便是她们中的典型。除此之外，许多一般士大夫家的妇女也不乏气识和才干。比如宋庭瑜的妻子魏氏，很会写文章，丈夫常年担任外职让她非常不满，于是她便写信给中书令张说，为宋庭瑜申理，并且一同寄去了一首自己所写的《南征赋》，最终如愿以偿。又如杜羔的妻子刘氏擅长作诗，杜羔在京城连着几年都没有考中科举，于是便打算回家。当他快要到家的时候，刘氏派人给他送去自己写的一首诗“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杜羔见到这首诗后羞愧难当，立即转道赶回京城，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考中了科举。

　　，丈夫惧内，与妻子对丈夫以及家庭的功劳或贡献是分不开的。以唐朝的著名宰相房玄龄和兵部尚书任瑰为例，当太宗赐给他们美人和宫女时，他们“屡辞不受”、“不敢以归”。堂堂的宰相和兵部尚书怎么也会俱内呢?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有一次，房玄龄在病危之时对自己的妻子卢夫人说“我快不行了，你年纪还轻，我死了之后，你不要为我守寡，找个好人家嫁了吧。”听了他的话，卢夫人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剔除自己的一个眼睛给玄龄看，意思是自己眼里没有别人。后来房玄龄逐渐康复，一生都和卢夫人相敬如宾。《朝野佥载》在同一卷中又记载唐太宗赐给任瑰两个美妾，任妻因妒忌将两妾的头烫伤，头发尽脱。当任瑰的妻子接到太宗所赐的“毒酒”时，对丈夫说“我与你是结发夫妻，我们的出身都很贫贱，多年来相互扶持，才有了今天的荣耀，现在你有那么多宠爱的姬妾，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些情真意切的话语和举动反应了她们对于爱情的忠贞不贰，她们对于家庭的命运和丈夫的升迁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面对这样的妻子，房、任两人不敢接受皇帝赏赐的美姬，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从男子自身的角度看，在夫妻地位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他们惧内，必然是因为他们也有理亏之处。而这理亏的地方便是他们喜欢纳妾狎妓的习性。

　　纳妾狎妓本来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中是司空见惯的事。先不说帝王所拥有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一般的朝廷官员大都也是三妻四妾，有的甚至姬妾成群。这种流传千年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给男子的性自由以极大方便，而对女子却片面约束，要求她们遵守妇道，从一而终。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之下，绝大多数妇女们一直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却出现了一线转机随着唐朝社会的开放、封建礼教的松弛和妇女的相对解放，在上层社会中地位较高的妇女，不堪忍受妻妾共处的局面，除了少数女子以婚外私通与丈夫对着干之外，大多数女子施展出了“妒”和“悍”的本领，从而限制或惩戒自己的丈夫。既然丈夫有把柄握在妻子的手中，那么他们害怕妻子也不足为怪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男子惧内，是因为他们本身性格懦弱，，这种现象是极少见的。

　　学者们在分析了上述原因之后，还指出虽然唐代的惧内之风极其盛行，但并不是说绝大多数男子都俱内。事实上，在长期的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多数女子仍然默默地遵守着“三从四德”的铁训，上层社会的许多男子也还是安逸地过着他们一妻多妾的生活。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一些惧内的典型事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