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曹锟：揭秘曹锟贿选总统的另一面

　　曹锟其人，在民间的口碑向来不佳，在史家笔下也历来是个反面角色。提起他的名字，人们想到的大都是臭名昭著的“贿选丑闻”，但人性都是多面的，曹锟也有常人所不及之处。

　　曹锟出身平民，自幼贩布为生，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苦处，对文化人十分重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21年，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河北大学设文学科、法学科、农学科、医学科，其中文学科又设文学系和英文系;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师资力量非常强。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曹锟的这段话貌似简单，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教授治校。

　　曹锟说到做到，他对教授们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旅长，他看见教授讲课热得汗流满面，就命令校工以后上课时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并在教室内安上了自造的降温装置。就是这样，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内疚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用人秩序，但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尊敬老师“你们要尊敬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一席话说得学生大惊失色，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曹锟对待老师的态度。

　　曹锟爱才，也会用人，他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他对外交总长顾维钧一直很欣赏，认为他能胜任一切外交事务，不论什么事都放手让其去干。有一次，曹锟的亲信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为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向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谁知曹锟马上把他教训了一顿“正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对不起，这件事我得听顾先生的，正像你们分管的领域，别人不能插手一样。”

　　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记述了此事，对曹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是个天才的领袖。顾维钧如此评价曹锟，今天看来可能带有一些个人感情色彩，但从中我们多少也能悟出曹锟为何能从一个街头布贩爬到总统高位的原因。

　　曹锟另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就是他的晚节，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在武力进攻的还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积极物色合适人选筹组汉奸傀儡政权。这时南京和北平已有梁鸿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个汉奸政权，但梁、王二人均系北洋时期的总长，威望资历尚浅，无法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抗衡，这时日本特务机关的目光便落在了曹锟身上。

　　特务头子土肥原认为曹锟曾任民国大总统，且又有“贿选”劣迹，拉其出山估计不是难事。但曹锟对日本素无好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强占了东北地区，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曹锟对此早就忍无可忍。这次见日本人公开登门诱降，不禁大怒，指着来人的鼻子历数了日寇在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断然拒绝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曹锟虽然已不在其位，但作为一个人他依然十分关注抗战局势的发展，他每天都坚持阅读《大公报》，后来视力越来越差，便让女儿读给自己听，当他听到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激动地一跃而起“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此后曹锟改变了晚饭后听报的习惯，让女儿饭前就给他读，似乎连一顿饭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1938年5月16日，曹锟因感冒引发肺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曹锟握着女儿曹士英的手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势恢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在沦陷期间，忠贞不屈保持晚节，特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并颁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以示褒扬。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他还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去向情况。

　　有一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竟然“宁可少养五万兵”。

　　对此，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当时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上书总统 不谈军事谈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严令各县 教育费占总支出4成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议案交给了张作霖。对于这一议案，张作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深刻，他认为，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因而，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与此，张作霖还注意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他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完善教育管理。在1919年10月，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二十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请办师范 专门致电教育部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黑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往吉、黑促成此事。

　　1917年1月9日，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电中将与吉黑两省商议的结果作了详述，提到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并请教育部“先行允准”。但教育部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为由，未批准。

　　3月17日，张作霖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

　　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是非常丰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