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楼梦》里最爱喝酒的女子到底是谁？

　　《红楼梦》里的女子似乎都是能喝几杯的。连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吃螃蟹时也会要烫壶黄酒热热地喝上一口。“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节中，小姐丫头全都喝起酒来。若问女子之中谁最爱喝酒，想必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史湘云!”

　　像林妹妹这样的弱质美人，也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情调，到了史湘云这里，就成了“斗酒十千恣欢谑”了。

　　所以湘云不爱行令，嫌那样太过文绉绉。宝玉和宝琴做寿，大家行令，“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

　　湘云这姑娘喝起酒来，放怀畅饮，毫无节制。以至“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众人去看时，只见史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上，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哄哄的围着她。

　　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史湘云口内犹作醉语说酒令“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宜会亲友。”这一醉别有情趣，史湘云从此走进了人们的心中。

　　林黛玉内敛成了孤标傲世，史湘云则外化成了豪迈放诞。如果说黛玉追求的是一种出世的超脱，湘云身上更多的则展现出一种入世的情趣，这种对比在芦雪亭联诗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下了场大雪，大家商议作诗，众人来到芦雪庭，独不见了宝玉和湘云，原来二人计算那块鹿肉去了，找到他们时宝琴说“怪脏的”。黛玉说“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亭一大哭。”史湘云却说“我吃了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史湘云身上那种豪迈的情致，没有给人以粗野之感。清代涂瀛《史湘云赞》中的一段评论文字“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撂于床沿，梦态决裂，豪睡可人，至大烧大嚼，裀药酣眠，尤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慨，更觉豪之豪也。”史湘云的放怀畅饮好像有点好酒成癖。酒对于史湘云来说不再是举杯浇愁的工具，而是畅享世间快意生活的写意画，她活得潇洒而轻盈。

　　《红楼梦》里还有个人和史湘云持一样的生活态度，那就是她的姑奶奶——史太君贾母。据脂砚斋透露，她从前便是枕霞阁十二钗中的人物，也曾是个性情少女。老太君在晚年时，仍然流露出潇洒爽朗的个性，她喜欢和孙子们玩笑戏闹，厌恶贾政式的一本正经，她也是个爱喝酒的人第五十四回下半回写“王熙凤效戏彩班衣”招引贾母欢笑，贾母果然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她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

　　看到这里，让人不禁猜测流淌在史湘云身上那种好酒的血脉，是不是来自这位姑奶奶的遗传?在酒宴、灯会这类富有情趣的文化活动中，兴头最高最为活跃的在年轻一辈中当数史湘云，老一辈中自然是贾母了。贾母年轻时可能没念过什么书，可这并不妨碍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书中，我们不时可以见识到她的高雅品位。

　　贾母让小姑娘们演习时“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中秋赏月时，她感慨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一直到老，贾母都在兴致勃勃地追求着生活中的乐趣，从史湘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位老太君年轻时的影子。反之，我们也可以推测，史湘云如果到了年老，是不是也和她这位姑奶奶一样活得有滋有味呢?

　　贾母和史湘云有一个共同点是不仅活得潇洒，而且活得有趣。其实，这也是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而现代人，为生活而奔波，为琐事而烦恼，是不是活得太沉重了?

　　心存向往，几多梦里青黄了，且看云间笑语，光风霁月，何必浅吟低唱?快哉洒脱，极目远望，不见忧伤。幸福的人不写忧伤，岂不美哉?

　　两岸舆论都将刘斐、郭汝瑰视为决定胜败的重要“红色特工”

　　国共内战在1949年，以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告终。对于这个战争结果，两岸政治家、史学家都进行过很多探讨，中共特工的潜伏常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军事溃败的一大原因。

　　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等职。1945年通过地下党任廉儒重新与中共取得联系，多次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刘斐出身桂系，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有人认为他在此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刘斐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

　　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

　　在大陆方面，还没有专门文章论说刘斐为中共特工，但关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这些文章大都称郭为“最大共谍”、“超级卧底”之类。如《党史文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郭汝瑰，“正因为他，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许多绝密作战计划，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也因为他，蒋介石在大陆经营的一根救命稻草——巩固西南以负隅顽抗的计划付之东流……”郭汝瑰的作为仿佛影响到了内战全局。

　　郭汝瑰所提供的帮助，不足以造成国军的大溃败

　　郭汝瑰曾被台湾方面视为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一方面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的情报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没有太多机会干涉国军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传递出的9份绝密文件，没能送达解放军之手

　　有文章说，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触百余次，且曾影响孟良崮战役的结局，但这些都没有一手材料予以证实。郭汝瑰传递情报，可确信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的《国军战斗序列》(据说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过廉儒同志与董老会面，地点是重庆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与董老会见，还有薛子正同志一道。两次我都担任过放哨。由于他们会见都是很机密的，当时我不好向廉儒打听。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与董老会见是交出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可能是战斗序列表等)。

　　另一个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曾将《国军整编情况》、《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和《1948年12月江防计划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防备图》等9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

　　以工矿银行员工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民革成员、中共特工的梁佐华，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也参与了对郭汝瑰的联络。他回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份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划，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病历配备情况等等详细记载。”但后来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没有传出去。

　　梁佐华回忆，“1949年春初，在中共领导下，在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划了一次京沪武装起义……南京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了，牵连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抢先处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种绝密军事文件等)，刚刚烧完，敌人即破门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铐。”罗莹澄的回忆也说，“解放后，王葆真从北京来信说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又恐国民党查出来了，牵连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亲自将文件销毁。”这9件绝密文件既没有传给中共，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2、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怀疑，制定作战计划时有意躲开他

　　1984年，郭汝瑰在重庆市铜梁县的干部会上讲话时说，“以后我当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一直给党保持联系，递送情报。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杀身的危险。”他还说，杜聿明曾怀疑他。

　　以徐州“剿总”副司令身份，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杜聿明回忆，“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第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因为杜聿明心怀疑虑，所以后来有什么作战计划都背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说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时，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同，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前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