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历史上有哪些个皇帝喜欢嫖娼？

　　历朝历代，那些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都是坐拥三宫六院、有三千佳丽伴其左右的风流皇帝。即使这样，还是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总是试图走出皇宫，到那些烟花柳巷妓院之中寻求更大的刺激，那么古代有哪些皇帝是沉湎于青楼的呢?

　　青楼乃是烟花柳巷之地，更是被一些道学先生骂为伤风败俗之地，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却是历朝历代的皇帝身心向往的地方。他们虽然拥有佳丽三千，但还是对青楼情有独钟，他们总是设法走出皇宫，游走于花街柳巷之间，出没于青楼妓院内外。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喜欢流连于妓院的皇帝。他在征战时期常常夜宿妓院，而且还题诗留念。据传，有位妓女为他生下一子，得知朱元璋成了开国皇帝，便携子前来请求进见。朱元璋不但认领了儿子，还封其子为王，命工部建造王府，却对当年的妓女避而不见。本以为做了皇帝就不会再从烟花之地寻求享乐，可是朱元璋却还是放不下嫖妓的嗜好，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就直接去青楼了，而是采用了“羊车夜半出深宫”前去青楼妓院。明朝著名诗人高启曾作宫词曰“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高启这首诗戳到了朱元璋的脊梁骨，被斩首示众。他这一行为反而证明了朱元璋确有“羊车夜半出深宫”这件事情，而且在明朝时期，秦淮河畔建成了当时最大的红灯区，即妓院所在地，这无疑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明武帝朱厚照，他可谓是一名寻花问柳的高手。朱厚照在15岁的时候登上了龙椅，但他对治理朝政之事没有一点儿兴趣，每天只是想着吃喝玩乐，享受才是最重要的，把黎民百姓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的太监刘瑾更是投其所好，带着小皇帝整天沉湎于游戏之间。后来，朱厚照渐渐长大，也玩腻了公众的游戏。他对宫外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之心，而且也到了娶妻之年，于是在皇城外为皇上专门设立了一个豹房，专门为他收集民间的美女，小皇帝也玩得不亦乐乎。他十分宠爱一名歌女刘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厌烦了身边的这些豹房内的美女，于是开始到民间亲自去搜寻美女，他不会放过青楼妓院这些烟花之地。把一些中意的妓女自然也就纳入自己的豹房之内，就这样，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的明武帝，终于在一天夜里永远地睡在了豹房之内，没有醒来。

　　宋徽宗赵佶与李师师的一段情缘更是成为了千古佳话，赵佶的瘦金体书法可谓是传世不朽之作，而且画作也是独步天下，唯独治国平天下不是他的专长。赵佶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形成了一种放荡的个性。在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常常到青楼寻花问柳。凡是京城内有名的妓女都与他撇不开关系，还常常把妓女乔装打扮后带进府邸。即使是他当了皇上之后，还是不满于后宫的嫔妃佳丽，还要回到宫外进行寻乐。他最喜欢的名妓就是李师师了。当时宋徽宗听说了名满京华的李师师是一个色艺双绝的人，于是就化名为赵乙前来拜会。老鸨见赵乙出手阔绰就安排李师师出来见客。可是李师师并没有把赵乙放在眼里，只是很散漫地走出来，连淡妆都没有涂抹，对客人更是不屑一顾。过了一会儿，拿出古琴弹奏了一曲《平沙落雁》。只这一曲就令宋徽宗为之倾倒。在后来的拜访中他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李师师也与之前的态度不同，为他弹奏了《梅花三弄》等曲子，他也常常赏赐给李师师许多珍贵之物。

　　清朝的同治皇帝六岁登基，十九岁驾崩，匆匆地只坐了十三年的龙椅。对于同治的去世，据正史记载是死于天花，而有关于他死于梅毒的说法则是通过野史、小说之类的途径而家喻户晓，流传于世的。据《清代外史》记载，同治皇帝在选皇后的时候，慈禧看中了侍郎凤秀家的闺女，凤女“艳绝侪辈”，“举止殊轻佻”;而同治帝和东太后慈安却都看中了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崇女虽长得相貌平常，可“雍容端雅”。，他既娶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还要娶她不喜欢的女人。封阿鲁特氏为皇后，凤秀女封为慧妃。可是同治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婚姻生活，因为慈禧不同意他与慧妃同房;而他又不愿意与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同房。虽然他坐拥五个妻子，但并没有享受到快乐，所以他只好微服私访，出宫寻欢作乐。可谁知就这样刚刚走进妓院就染上梅毒，夺去了他年仅19岁的生命，可以说他是最倒霉的一位皇帝了。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恩格斯看来，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今天，重温恩格斯当年的论断，从攻防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审视这场战争，既可为甲午战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启迪对于国防战略的深度思考。

甲午战争前三次中日攻防对弈

史书记载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公元633年白江口海战，日本为当时的唐朝所败。第二次战争是13世纪中后期，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两次发动对日战争，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第三次战争是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力攻打朝鲜，被明军与朝鲜军合力击败。

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日三次战争，从攻防对弈的角度进行考量，可发现一个共性的特征，即三次战争最终的胜利者都是防守方，而非进攻方。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造就了防御方的胜利，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的三次战争，防守方的胜利是与军事技术发展的攻防不对称性密切关联的。在军事技术史上，攻防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冷兵器主导战争的时代，城池和要塞成为攻防作战的主要对象，攻城技术长期落后于守城技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甲午战前的三次中日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和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火器虽已发明，但尚未成为主导兵器，蒸汽动力和钢制装甲则尚未出现。，进攻的一方只能依靠木质战船远涉重洋，在克服飓风、海啸等自然因素影响之后，又需面对攻难防易的不对称律制约，陷入攻坚作战的不利境地，一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胜利的天平往往会向防守方倾斜。

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火炮后坐力消减技术的重大突破，给战争攻防格局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1879年，法国人莫阿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名为“制退复进机”的火炮反后座装置，成功实现将炮身后退的动能转化为复进力，将炮管退回至发射前的位置，使之重新处于待发状态，从而极大地缩短了火炮的发射时间，将火炮的射速提高至每分钟20发以上。速射火炮的出现，与1883年发明的马克沁机枪结合，共同引领军事技术史进入速射火器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开始，由速射火炮提供的强大火力，已经足以挑战固有的防御体系，军事技术的攻防不对称律再一次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生逆转。

甲午战争处在攻防逆转关键节点

中日甲午战争是在攻防技术对抗格局逆转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在战前的30年间，世界海军发展进入了铁甲舰时代，这一时期海军新技术层出不穷，装甲、火炮以及鱼雷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发展变化速度快且充满不确定性，使得身处其中的海军将领应接不暇。面对军事技术领域层出不穷的进展，中日军方的高层在关键军事技术的选择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策。中日两国基于不同的军备思想，分别发展了以防御为主和以进攻为主的两套军事技术系统。

对中方而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军务大员在筹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防御偏好。他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在此思想影响下，清廷先后斥巨资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舰，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了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相形之下，李鸿章等人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速射武器显得不甚敏感，加之清廷因重修颐和园而财政拮据，延误了大规模引进速射火器以扩充军备的时机。

与不同，日本扩军备战的根本动因就是为了对外扩张。在扩张政策的牵引下，日本加快了陆海军的军备步伐。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日本高薪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三景”舰，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依据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中的记述，日本海军为了弥补大炮的不足，建造了小型快速的巡洋舰，并安装了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这种小型速射炮虽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细的中口径炮，但其发射速度却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如果快速使敌舰接近中口径炮的射程以内，便可完全削弱敌舰的战斗力。较之中方，日军的决策者认识到速射炮将成为击伤敌舰、击杀敌舰有生力量的主力舰炮，并将其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舰船上，这一战略预判在随后的海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