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汉景帝的另一面：杀名将，名臣逼死亲子

　　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饿死邓通、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无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刘启(前188~前141年)，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因为三个哥哥早死，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6月，汉文帝病逝，32岁的刘启登基，即汉景帝。汉景帝的暴戾残忍，并非当了皇帝后才养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由于无礼耍赖，且态度十分骄横?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

　　如果说打死吴太子，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可就明显的是处心积虑了。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据《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汉文帝曾患痈疽，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刘启听说“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汉文帝死后，汉景帝掌权后不久，便“尽没入邓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不得名一钱”，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

　　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七国之乱”了。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削藩策》。其实，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晁错只不过是把景帝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一旦狼来了，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推卸自身责任的替罪羊，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诛杀晁错，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汉景帝昧着良心“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开始被疏远。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侯，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周亚夫身为丞相，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只好称病辞职，这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死后，汉景帝怒气未消，下令绝其侯国，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

　　对待功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会怎么样呢?汉景帝共生了14个儿子，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封刘彻为胶东王。三年后，因为栗姬失宠，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临江王宫比较狭小，起居不便，刘荣便想要扩建，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于是，刘荣被人以“侵占庙地”的忤逆恶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而是打一开始就把儿子交?了郅都。郅都是有名的酷吏，理狱虽秉公，但也极严厉，落在他手里，如羊入虎口，绝无生路可言。可见，对于这个失宠、失势的儿子，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果然，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郅都不许。窦婴闻讯后，派人悄悄送来刀笔。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

　　用文臣而诛杀文臣，取武将而冤杀武将，仇邓通而饿死邓通，废太子而逼死亲子，?景帝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睚眦必报、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从他所颁布的“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的诏令来看，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葬阳陵，从阳陵南边发掘出数里长的殉葬坑规模估算，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有的被斩首，也有的被腰斩。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汉景帝死后，没有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那样称宗立庙;在后人所讲的“汉称七制”中，汉景帝也没有像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那样得到一席之地。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说是与汉景帝生平虚伪、奸诈、寡恩、忍杀，致使亲戚寒心、臣下伤感有关。

　　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明朝第六代皇帝。即位时有三杨辅佐(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社会尚算安定。自正统七年(1442年)，王振掌权后，政治开始腐败，塞外的瓦剌不断抢掠。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由于用兵不当，导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之后，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主张立明英宗的亲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景泰帝)，史称明代宗。此后，大明和瓦剌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如果不是于谦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的厉声高呼，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就会犯逃跑主义，大明帝国就会轻松地丢掉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于谦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义言辞，狼子野心的也先就会继续以朱祁镇为要挟，明英宗就不可能有再登皇位的人生转折。，明英宗成功复辟后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把于谦以“谋逆罪”关进了死牢，五天后“弃市”。

　　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时，笔者在为于谦身遭惨死扼腕叹息、悲愤落泪的，也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论清廉，于谦自奉俭朴，两袖清风;论能力，于谦胆识非凡，处乱不惊;论人格，于谦心系国家，义薄云天;论操守，于谦安于淡泊，刚正不阿。于谦对大明帝国有再造之功，再说明英宗能够重返大明，也全靠于谦与也先的智勇周旋，这一点明英宗比谁都清楚。但他还是一边说着“于谦实有功”，一边下达了死刑命令。那么，明英宗为何非要置于谦于死地呢?

　　通过“夺门之变”复辟的明英宗，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君统“正名”。为此，明英宗废除了景泰帝名号，改元“天顺”。天者，天命所归;顺者，顺应民心。年号虽然改了，景泰帝也已经废了，而对当初危难时刻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如果不加以惩治，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其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是“天命所归”和“民心所向”。所以，当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后，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杀掉于谦，抄没家产，家人充军。

　　失去过，才会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明英宗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变成一个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继而成为一个被景泰帝幽禁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梦一般的坐上皇帝宝座，期间的辛酸、悔恨、羞辱、磨难，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所以，他对失而复得的皇位愈发珍爱。杀掉于谦，不过是他树立权威、挽回颜面的无奈之举。，于谦毕竟是无懈可击的，找不到罪名，这让明英宗很头疼，于是宋高宗冤枉岳飞谋反的伎俩又派上了用场。不过，岳飞的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于谦的罪名是两个字“意欲”。

　　于谦被杀，“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为之落泪，就连皇宫内的孙太后也为之感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对于明英宗来说，皇权永远是第一位的。明英宗死后，他的儿子明宪宗即位，于谦的冤案很快得以昭雪。明宪宗在赐给于谦的祭文中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着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祭文中，明宪宗把于谦的死完全归因于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多半是为明英宗开脱。不过，明宪宗即位后能立即为于谦平反，也多半是受了明英宗的特别叮嘱。人做错了事情，总会内疚不安的，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