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抗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组织触角未能深入基层，国民政府连所得税都没有办法征收

蒋廷黻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在抗战期间，还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行政院政务长等要职，得以直窥国民政府之政务的具体运作。这种特殊的跨界经历，使其对于抗战，有着不少别于常人的深刻理解。

譬如，蒋氏曾亲历国民政府在所得税征收工作上的彻底失败1936年夏，为准备抗战，行政院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累进税率模式，在中国推行所得税征收。但问题是，国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完备的人口与财产统计。在农村，很少有人在地契上用真名的，多半是用假名，刻一个图章，以代签名。有些县份地籍册子上的名字比全县实有的人数还多。在城市，一个人将款存在银行里，也可以不用真名，刻一个化名图章做印信。也可以用化名创立公司行号担任股东。

换言之，如果利用很多名字就能隐瞒一个人的真正收入，则所谓累进税率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针对该问题，实业部长吴鼎昌建议出台财产姓名法案，即国民可以用化名置产，须向政府登记其真名与化名，以保证政府在征收所得税时有所依据。

蒋廷黻高度赞扬财产姓名法案，视之为中国财政革新中的一大进步，故而到处游说，搞公共关系，欲促其实现。迁延数年之后，财产姓名法草案终于走完立法程序，在具体实施上，却全然没有了下文。蒋氏感叹，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对一个组织触角始终无法深入基层的弱势独裁政权而言，立法是容易的，执法则往往力有未逮。

无法有效地征收所得税，使得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一直长期畸形地依赖关税维持。而随着日军的推进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关税锐减，这一畸形财政体系实际上形同崩溃。诚如蒋廷黻所言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所得税制度，在战时等于自动解除武装。我认为中国当时就是如此的。

60年代，蒋廷黻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时，曾就战时财政，如此说道战争拖下去，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较落后的一半。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侧身于中央机构，一直于到胜利为止，但直到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详细]

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

略言之，在蒋廷黻看来，战时重庆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虽然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制的，但中国当日，还不是现代国家，所以虽有实行配给制之心，却无实行配给制之力。蒋氏说

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有的以地区为准，有的以物品为准，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果的。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没有办法了。比较进步国家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里流，控制者可以开闭自如，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西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制，这绝非偶然。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引起许多官僚政治的害处。

水管和雨水的比喻相当精辟。一者，落后的农业国迭经战乱，生产能力本就有限。二者，国民政府无力在组织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譬如，无法制定可靠的预算、无法清查可靠的壮丁数量也就无力将水（资源）纳入水管，只能任其如雨水般，洒在地上消失不见。

国民政府不能对国家实施现代化管理，有两大原因。其一，内战、外患绵延不绝，政府没有现代化的机会30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曾努力想要对中央政府的收入与开支实施数目字管理，最终与军事领袖蒋介石恶言相向，分道扬镳，即是明证。

其二，严重缺乏现代政治人才和技术人才，政府没有现代化的能力蒋介石曾在日记中一再哀叹难得谋士诤友，为我筹策补过，蒋本人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外交问题的最终仲裁者，还曾刻苦钻研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欲在经济问题上也负起指导责任，这种哀叹与包揽，多被解读为蒋的个人权力性格上的缺陷，但蒋廷黻在中央政府任职多年，同样也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的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像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像的为少。

今人回顾抗战史，在检讨当日之通货膨胀、滥抓壮丁等弊政时，亦须明了上述时代背景，其检讨，方可谓客观。[详细]

注释

本文所引材料，均出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178-199；P217-237。该回忆录，系蒋氏退休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口述而成。时为1965年。口述仅半而蒋氏骤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