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在中国抗战的英国贵族

二排从右至左江一真、傅莱、殷希彭、张文奇；一排林迈可夫妇（1942年）

77年前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与白求恩同乘一条船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林迈可。

“在抗日战争期间，林迈可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很特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吕彤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林迈可在中国主要做了三件事帮助建立无线电电台，拍摄中共军民影像，搭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

这三件事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骑着自行车来到冀中平原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写信给她在美国的父母“我们昨晚有个惊奇，令我现在神志仍没完全恢复过来。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儿子，我们的年轻讲师林迈可……他进门时，开口就说‘效黎和我决定结婚。’我转头见他和我们一位毕业班学生手牵手地站在门框里。”

桑美德那时正站在桌上修灯泡，惊讶之下，因为“平衡力大概还不错，没摔下来”。

在她的印象中，林迈可是个“有点古怪的书呆子，聪明、害羞、不修边幅、友善，但总有点不自在”。

她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整日沉湎于理念和音乐的书呆子，早已从1939年开始，就以旅游的名义，给华北平原游击队运送了大量日占区的药材、手术器具、电台设备、机油、技术书籍。

在燕京大学校舍里，他利用自学的无线电技能，为八路军安装通讯电台，并与其他购买到的“违禁品”一起，偷偷运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即使是英国人，如此行为一旦被日本人发现，也有生死之虞。

林迈可与李效黎的感情，也是在此种契机下发展起来的。

“有一天，李效黎被林迈可叫到房间，‘啪’地关了门。林迈可解释，希望李效黎帮忙将私买的药品说明书翻译成中文。”吕彤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林迈可并非共产主义者，他帮助中国共产党，主要出于对轴心国、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吕彤邻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

1937年12月2日，29岁的林迈可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他接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教授经济学、推行导师制。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本人在牛津大学学过自然科学、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

“林迈可和白求恩完全不同，来中国最初不是为了参加中国革命，所以第三方的身份更明显。”“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摄影展”策展人石志民向本刊记者介绍。

在船上与白求恩的交流，引发了林迈可对华北地下游击队的兴趣。第二年4月的复活节假期，他决定随一位美联社记者去冀中平原看看。

他买了台价格不菲的蔡司伊康相机，带着自行车上了火车——到保定后只要骑两英里就能到达冀中平原。

“在任丘，他见到了我父亲吕正操。在这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父亲领导下的冀中人民自卫军，那是中共晋察冀省委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吕彤邻说。

林迈可知道，此刻白求恩也和同样的人在一起。他开始想念他。

重逢的愿望很快实现。根据林迈可在自传《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所记，见到吕正操之后，他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在五台山，我喜出望外地又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他写道。

这一时期，他还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下了群众的抗日集会，军人的紧张操练，还有白求恩只有两头骡子的简陋医疗队。

“发现白求恩只会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林迈可还取笑他来着。”吕彤邻说。

关于中国的未来，林迈可和白求恩聊过些什么无从得知，但从五台山回到北平后，他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共运送物资。

1939年初冬，林迈可听到了白求恩在山西前线牺牲的噩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

为根据地“捣鼓”出上百部电台

1941年12月8日早上，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听到珍珠港遇袭、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宣战的广播，他意识到，燕京大学即将被日本人占领，必须马上撤离。

在那之前，校长司徒雷登曾与外籍教师商量，如果不愿意留在北平，可以跟林迈可一起开自己的车逃往根据地。但在林迈可简略地报告了游击区的情形后，外籍教师们几乎没人感兴趣。大家认为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集中营蹲几个月好过在乡下受罪。

“根据地早上冷得连茶壶里的水都要结冰。”一位外籍教师说。

仓促中，林迈可只带上了物理系的班维廉夫妇，以及可能要他命的“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

“我们从燕京大学逃出后仅10分钟，日本宪兵队就闯到燕京大学燕南园大地63号我们家来了。”林迈可写道，“他们仅在学校就花了好几天工夫，审问我们所有的朋友，并威胁他们，如果窝藏我们就是犯了大罪。”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几人历尽艰苦，数日后到达平西根据地萧克将军司令部所在地。

他们对萧克的和善和文质彬彬感到惊讶。不久后，林迈可穿上八路军军服，在司令部通讯部负责电台改造。

“电话线是从破坏敌占区的电话线路中缴获的，干电池则是从敌占区爱国商人或想牟取暴利的人那里搞来的，我逃出北平时冒险带出一个万能测量表和一把计算尺，是根据地唯一的一套宝贝。”林迈可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条件。

“他很喜欢捣鼓无线电，他父亲一直不允许他做这些——虽是最新的技术，但总觉得动手的工作并非属于上等人。”吕彤邻说。

在万里之外、战火酷烈的中国，林迈可最终利用自学的无线电知识，借助缴获的日军器材，制作了上百部形式各异的电台——打游击战，一支部队往往只有20分钟转移时间，对于便携式小型通讯设备的需求格外迫切。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到了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他们培训了很多学生。

“1949年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一到天津就很高兴地看到，那些当年我在晋察冀的学生们，如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先生，在中国电讯界最高岗位上工作的人中，他们占了很大比例。”林迈可在自传中写道。

他们的女儿艾丽佳也于这一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出生。为躲避日军袭击，李效黎不得不翻山越岭转移到一个小村子生产，在冀中农民的帮助下，孩子“倒产”出生。

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曾对吕彤邻说“外祖母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她把自己的中文姓氏定为“李”，表达对外祖母的尊崇感念。

碰巧，吕彤邻的大哥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比艾丽佳仅大7天。“他们俩经常一起玩耍，林迈可的后人家里，至今还留着我爸爸当年送给他的一把日本军刀。”吕彤邻说。

在黄土高原竖起巨大天线

“1939到1944年，国民党不许任何外国人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禁止将中共抗战的消息传到国外。林迈可强烈地感到，共产党地区处于一种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这不利于发挥同盟国在中国战场上的作用。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打破国民党的这种信息封锁。”吕彤邻说。

1944年，林迈可主动提出到延安去。“因为在延安将比在晋察冀有更多的机会实现我的想法。”他写道。

到达延安两周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举行欢迎晚宴，刘少奇、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人均在场。林迈可当场就跟毛泽东“要工作”，而毛泽东却劝他“多休息”。

不久后，林迈可被任命为第18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据李效黎的《延安情》记录经过无数日夜的反复测算，林迈可设计出一个巨大的菱形天线与具有强大功率的发报机。之后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所列公式，设计出V形天线。又凭一本《球面三角》与一个经纬仪，计算出天线在山谷中的正确方位。

困难可想而知。终于，“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他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把陕甘宁边区新华社的消息，传送到印度与美国的西海岸。”吕彤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美国政府在旧金山有一批专业人员，专门监听世界各地无线电传播讯号。他们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告知华盛顿的高官。林迈可的努力，打破美国高层对于中国共产党武装“游而不击”的印象。

1944年，美军中缅印战区派赴延安观察组也来到华北。对日作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却在阻遏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一败涂地。美国人迫切地希望通过观察团了解，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没有对日抗战的力量？中共则希望美方提供一些武器装备。

林迈可充当了中共与观察团的中间人。他多次给叶剑英写信，沟通与美国人的谈判细节。当他发现美国代表团“不讲信誉”时——主要是在“提供大量稀缺物资”、“打败日本后帮助中共解除日军武装”方面食言，他非常生气，还为此撰写了文章。

“这甚至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回到英国后，无法顺利获得美国的签证。”吕彤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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