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抗战最重要的两大精神遗产

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一全民族坚忍不拔的意志

1945年9月3日，重庆陷入狂欢。是人浪，是热浪，是欢腾的海。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泛滥着。清晨，人们就带着这二十余日来期待着的兴奋，整饰了衣冠，从家里、办公处、工作房冲出来，投向每一个通街，人与人棱织着成了线，成了流，成了巨汇①街上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塞。全市鼓声齐作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②

这些文字留存，使今人仍能贴切感受到七十年国人奔涌的喜悦。惟喜悦之外，梳理抗战遗产，更是今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这一遗产，就精神层面而言，最重要者，至少有二。

其一，乃是坚忍不拔之意志。试举三例

例1。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工业国以钢为例，该年，日本的产量是508万吨，而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以步枪为例，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而中国的产量不足40万支，且基本上得不到来自盟国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③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决策层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没有勇气将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这种意志，诚如蒋百里所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例2。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经济全面破产的巨大代价，自农民、工人、公务员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以士兵为例，局部抗战（1931－1937）时期，一个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财政迅速破产以1939年为例，该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士兵的饮食标准也迅速下跌。比较之下，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1.6磅，还只是文字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0年后，中国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④条件如此艰难，士兵们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无法坚持到抗战的最终胜利的。

例3。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义而遂个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1936年两广军阀发动的六一事变，就是一场打着北上抗日旗号、却事先取得了日军的谅解与援助的不堪阴谋。⑤类似情形，在抗战中仍常有出现，如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山西之阎锡山即恢复了与日军之间的往来；1943年，又有西康军阀刘文辉破坏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筹修。⑥如此种种，均需以坚忍的方式来处理，方能维系各派系抗日统一战线。此种坚忍，也存在于同盟国的相处之中，如滇缅战场上英军对中国军队的不负责任，如美国陆军部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无理攘夺等等。⑦

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二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其二，乃是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乃是国际联盟。战败后，1951年，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在这项秘密调研中，外务省留下了这样的反思

退出国际联盟成了日本和美英决裂的发端，如果当时有即便出现四十二票对一票的情况，也应设法留在国际联盟这样积极宽阔的视野就好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4年12月29日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另于1936年1月15日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样，日本和美英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最终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日本国内便有人开始倡导和德国谋求接近。⑧

反观中国，即便是在1940年英、法国相继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越路、滇缅路之时，也仍不为国内舆论所左右当时高层及民间要求政府转走亲德路线的声浪很高，如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张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退出国联始终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⑨，亲近英法、疏远德意。如蒋介石所言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解决，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亦就是太平洋问题，只有由远东有关的英美法苏等国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国际会议，公正解决，才与各国都有益处，才能得到远东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⑩

英、法两国在1940年的对日绥靖，也在延安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同样出现了许多要求与国联决裂的声音。但中央书记处认为美国一切都是积极反德意日阵线的。美苏关系必将好转。在法国投降后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邱吉尔，而是罗斯福了。英国对日对华的政策，也必会变化，滇缅路又有开放的可能亲苏联美政策是正确的。⑾

略言之，与日本的战后反思相对照，中国政府在战时外交最艰险之时，仍坚持与国联主要国家站在同一立场，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最终得以五常身份，参与创建新的国际主流社会联合国，其眼光实可谓长远。

注释

①中央日报，《胜利日在重庆》，1945年9月4日。②新华日报，《八年抗战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热烈庆祝》，1945年9月4日。③章慕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④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⑤谌旭彬，《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⑥谌旭彬，《中印公路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盘算》，短史记第382期。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P101-135，P519-585。⑧《日本外交的失误》，1951年4月10日。⑨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这一说法，引自黄自进，《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⑩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出席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⑾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党的宣传方针，1940年8月2日。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 1921-1949》，P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