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不同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在其成长与革命生涯中，曾长期驻留于西方，耳濡目染于西方民主制度，认为“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议院政治为近代国家共由之正轨”，故其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当段祺瑞决定废弃临时约法、另立政治架构之时，他毅然以“护法”为号召南下广东，重新踏上革命征程。

以孙中山的政治地位、资历和影响，他本可以民国元老身份安享生活，但却不辞辛苦，奔走各地，孜孜于共和民主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政治的进步，也确实以其显着的影响而有相当的号召力。但孙中山面对的民国政治，却是“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的现实，他当时既无有力之组织，更无实力之武装，也没有提出可令广大民众为之努力奋斗的政策主张，只能周旋于实力派之间，借重他人之力，甚而其努力维护的旧国会，亦未必在政治上追随于其后，故其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实非意外。

此次，孙中山南下广东领导护法，为时不到一年，实际成效有限，仍为地方实力派排挤，确令其对政治现实颇为失望，有言“去粤日久，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所以直任而不辞者，既恃公理，亦恃大多数之后援耳。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并责地方实力派“所谓护法，恒与文异，始不过徒饰护法之词，未尝以一纸书为国会谋恢复……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

不过，孙中山的责难固为事实，但以当时的民国政治现实，所谓有枪便是王，讲求实力、信奉实力、追求利益、固结团体，是中央和地方当政者无不奉从的至高准则，在这样的行为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地方实力派更看重自身的利益似亦为，他们的行事方式，也无非是种种主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必然产物而已。

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无论双方有什么样的表示，的结果似亦无他，只能是以破裂而告终。孙中山在广东护法时期，曾经下力扶植由陈炯明统领的援闽粤军，视其为自己可以掌握的可靠军事力量，而且也确实以援闽粤军为基础，在1920年10月驱逐桂系，重回广东。但孙、陈关系不旋踵亦由亲密而紧张，在1922年6月以陈炯明发动驱孙兵变而告破裂。由此观之，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时期的矛盾关系也是其来有自。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并不为一时失败所挫而放弃斗争，他始终追求其服膺之理想与信念，故其明白声明，自己的“救国主旨，未尝或息……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

经过此次护法的挫折，孙中山“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而有1919年10月重新改组中华革命党，成立中国国民党之举。及至后来，他遭遇陈炯明兵变之痛，又毅然改组国民党、大力倡导国民革命，从而推动了民国历史格局的变化，也显示了他与地方实力派最终的高下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