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事原则：若与多疑人共事 事必不成

秋日来临，京城的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寒意。会馆内，人员流动减少，部分官员已远赴外任，部分升迁者则在京外有了自己的宅邸。翰林院今日早退，加之各衙门正忙于筹备秋狝事宜，曾国藩便早早结束了在会馆的日程，踏上了归途。

在曾国藩的书桌上，一纸张子静静躺着，那是翰林院侍读学士赵楫因父亲来访而设宴的请帖。请帖的到来让曾国藩的眉头紧锁。在过去几年的官场生涯中，他随礼的次数众多，家中为此花费巨大。如今他账上仅存的铜板仅一百七十枚，早已无法应对这类支出。他的衣物虽然勉强可敷衍过去，但在琉璃厂看中的那本宋版古籍《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若不及时购买，将失去得之不易的收藏机会。更何况，随礼的份子钱也未曾见过用铜板来凑热闹的。

曾国藩虽身为七品官员，但全年俸禄微薄，家中开销尚可应付，但遇到随礼这类场合便捉襟见肘。他犹豫是否应该赴这场宴席，一方面顾及上司颜面及同僚情分，另一方面又实在无法承担这份礼金的压力。他对赵楫的行为有些不解，即使是父亲进京这样的喜事，是否必须如此大肆铺张？若他一人不去，似乎显得特立独行，被人当作靶子；但若去，又确实难以承受这份经济压力。

傍晚时分，曾国藩邀请了五位好友在会馆聚集，共同商讨这一难题。朋友们纷纷发表意见，认为作为下属应去赴宴以示尊重。然而曾国藩的担忧并未因此消解。他认为与多疑之人共事难以成功，与好利之人共事则自己必会受累。他对赵楫的行为持怀疑态度，觉得应与其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