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律法为父母报仇杀人不犯法，董黯,赵娥,苏不
虽然我国古代的法律，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不过也有了完整的体系，犯罪之后是会得到一定的惩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杀人是个很严重的刑罚，古代还有所不同，因为要是有些官员一手遮天，老百姓也有冤无处诉，或者直接拿钱打发了。
现在，法律是人人平等的，就算是高官之类的，杀了人也是难逃惩罚的，不过在古代，有这样一种状态，杀了人是不用被处死的，不论是谁都可以，那就是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杀了自己的杀父仇人或者杀母仇人，还会被赞扬。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而且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这个规矩存在了已经很久了。
的先秦时期，本身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列国征战，权臣倾轧，个人之间、家族之间的仇杀和政治暗杀非常频繁，甚至对普通凶杀都难以治罪。秦始皇统一后，秦法严峻，但秦朝却很快崩溃。
之后首个真正长期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乃是汉朝。而汉朝强调孝道，孝甚至成为选拔政治人才的重要因素。比如当时地方基层官员孝廉就是靠孝顺与否来选拔的，曹操便当过此职位。
而这位孝廉曹操确实很孝顺，为了给老爹曹嵩报仇，屠杀徐州数十万民众，后来又用不孝的罪名杀掉了让梨的孔融。
这些是题外话了。单说汉朝因为强调孝顺，这样一来，子女给父亲报仇，甚至成为了道法上的义务。于是官方对于子女给父母报仇而造成的刑事案件，往往从意识形态上保持着一种同情。这件事情，在东汉的汉章帝时期，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
那是在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4年），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个儿子，因为旁人侮辱了自己的父亲，于是杀了这个人。这是赤裸裸的故意杀人案。即使按照汉高祖当初的约法三章，也是个杀人者死的局面。
汉章帝呢，觉得此人是个孝子，就赦免了他的罪。俗话说，上行下效。皇帝喜欢孝子，给孝子网开一面，其他官员也就纷纷仿效，形成一股孝子杀人不死的风潮。
到汉章帝的儿子汉和帝时候，这种风潮又达到新的高度。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是一位著名的大孝子。董黯的邻居王寄则是个不孝之子。据说，因为董黯的孝顺，衬托得王寄更加不堪，于是王寄对董黯母子都怀恨在心。
某日，王寄乘董黯不在家，跑到董家，对董黯的老母污言谩骂，甚至拳打脚踢。董母受了这一顿侮辱，卧病不起，不久去世。
董黯为这事，恨之入骨，发誓报仇。但他考虑到王寄的老母，与自己母亲关系不错，为了不让这老太太也遭受丧子之痛，生生忍了数年。等到数年后王寄的老母也去世，董黯就在王老太太丧事完毕后，斩杀了王寄。
之后，董黯祭祀了母亲的亡灵，然后到官府投案自首。这事儿闹到汉和帝面前，汉和帝和老爹汉章帝一样，嘉奖孝子。于是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行，甚至要让他当官。
董黯拒绝了官职，但还是得到皇帝的赏赐，终身隐居。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母慈子孝的典型，将他隐居之地的小河命名为慈溪。
杀了人，不但不受罚，还能当官、受赏赐。汉和帝有这样的立场，他手下的官员们要逢迎，于是制定了所谓轻侮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孝子复仇的正当性。
东汉时期，就有个叫做赵娥的女子，这个女子的父亲被一个人给杀了，当时她还有三个兄弟，本来这个人非常害怕，人家找他报仇，结果这三个男人都死了，这个人还非常高兴，他没想到赵娥是个不一般的女子。
她不会放过自己的杀父仇人，这个女子也非常的狠心，身为一个弱女子，还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女性社会地位很低，经过了十多年的等待，她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杀死了这个杀父仇人。
把仇人杀了之后，她并没有逃跑，她也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于是她就自己主动上衙门投案自首，后来县令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情，不想给赵娥定罪，希望她可以逃跑，自己会帮助他打掩护，赵娥拒绝了。
不过她被关了没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因为朝廷也对她这个行为很肯定，甚至还给她颁发了礼物，就是一块牌匾，来奖励她的孝顺。
还有一个叫做苏不韦的人，这个人也是因为为父亲报仇，本来他的父亲是个官员，但因为处理了一个贪官，被这个贪官上面的人知道了，于是就处罚了他父亲，后来他隐忍了很多年，杀死了自己的仇人。
这在古代是有很多例子的，到了民国时期，也有这么一个例子。熟悉这段历史的小伙伴，应该对孙传芳这个人都不陌生，当初在江苏大战中，施从滨不幸成为了孙传芳的俘虏，孙传芳还把人家杀了，人头高挂。
施从滨的女儿，自然是不服气的，于是施剑翘站出来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
可以说，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破四旧等破除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但儒家所构筑的忠、孝思想一直深植于人的思维中。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情与法的矛盾是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不能有效共存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两种行为规范的矛盾，它们对行为的评价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具有不同的标准。
道德承载着较高的舆论期待，法律规范著最低的行为要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作用有所区别。
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制定出即顺应人情，又符合法理要求的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