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铺伏击战：徐向前元帅抗日的第一次成功战

　　响堂铺位于邯长线上黎城县的东阳关下，东阳关又称壶口旧（故）关、壶口关、盂口，春秋置关，明设巡检司，虽比不上迤北的平型关、娘子关、雁门关之险要，但就其地势来说，也是山西通往冀豫的孔道，太行山的主脉。

　　这里弯弯曲曲横断为两壁悬崖，稍东的五侯岭、关东坡，都是乱石层截，岈洼垤穴，几乎没有一步路是好走的。光绪《山西通志》如是说“泽、潞凭高设险，障蔽两河，而潞川中夷外阻，尤自古形胜地也。其当东出之冲者，曰东阳关，在黎城县东二十里，一名吾儿峪，古壶口关也。”

　　1938年，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其目的是由晋南渡过黄河，实现战略突破，将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求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后方，使被卷曲的“蛇身”伸展开来，伺机突破黄河天险，实现其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之预定企图。当达此目的，日军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大小小车队，在全副武装的警戒下，日夜运送伤兵和作战物资。

　　刘伯承认为“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我们要再给敌人一次更严厉的打击。选好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包个大馅饺子！”他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

　　经过侦察，八路军获得情报称，日军本月上旬在神头岭遭我伏击后，惊魂未定。邯长大道沿线戒备森严。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头据点，驻兵150多人，涉县守城军增至400多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昼夜有武装军车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盲目射击，为往返车队壮胆助威。

　　从黎城至涉县的公路约50公里，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在响堂铺伏击敌人是着好棋。

　　3月26日，午夜后至黎明前，部队在黑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伏击地域。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的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展开；七七一团在正面的宽漳、后宽漳一线展开，陈赓的旅指挥所在该团阵地后侧开设；七七二团在马家拐展开，徐向前的师指挥所就设在该团左前方。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和战士们一道忍受着寒冷和潮湿，等待着一场战斗的到来。

　　8时30分， 169辆汽车（我军资料为181辆）摆成2公里的长蛇阵，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这支日军为

　　第四兵站汽车队队长森本浩骑兵少佐

　　第四兵站汽车队本部（森本浩骑兵少佐） 将校5人，下士官兵14人；乘用车1辆，货车5辆，修理车1辆。

　　兵站汽车第57中队（山田行雄辎重兵中尉）将校6人，下士官兵188人；乘用车4辆，货车71辆，修理车6辆。

　　兵站汽车第58中队（木村芳太郎步兵中尉）将校6人，下士官兵181名；乘用车4辆，货车71辆，修理车6辆。

　　以上共计将校17人，下士官兵383名；乘用车9辆，货车147辆，修理车13辆。下士官兵中步兵139人，掷弹筒兵15名，工兵40名，辎重兵98名，辎重特务兵87名，卫生兵4名。武器有38式步枪143枝，38式骑射枪98枝，南部14式手枪39枝，军刀5把，掷弹筒4具，轻机枪2挺，重机枪1挺，短剑87把。（1938年初，华北的日军汽车部队作了一次改编，主要是加强了各汽车中队的自动火力，为每个兵站汽车队本部配备了一挺重机枪和2个掷弹筒，为每个汽车中队的自卫小队各配备了1挺轻机枪和1个掷弹筒。）

　　敌人仗着车多人多火力强，一路威风，一路尘扬，9时左右，完全进入伏击的口袋。徐向前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顷刻间，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车队的头尾已燃起熊熊大火，整个车队前逃受阻，后退无路，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战士们一个个从冰冷的掩体冲杀出来，与顽敌展开肉搏战，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逞凶一时的侵略者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驻在东阳关和涉县的鬼子兵急忙出援，遭到打援部队的迎头痛击，又慌慌张张地龟缩回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除41个鬼子在兵站汽车第58中队第3小队长龟谷少尉的带领下逃跑、另21个鬼子分散突围外，其余337名日军或死或俘。被击毁汽车169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将缴获的大量作战物资用车拉、马驮、手提、肩扛，迅速退出伏击战场。

　　战后，一个日军兵站汽车队的士兵村山武夫在4月3日的日记上这样记载昨今は敵の敗残兵は、自動車隊のみねらふ如くに見え、昨日、自動車隊の森本部隊（小西部隊でない）に属する自動車隊二ヶ中隊、自動車百台、兵不明、全滅の報あり、全くしゃくにさわってたまらない。

　　颛顼的老师叫“伯夷父”，也叫“伯夷”，是上古著名贤人。此“伯夷”并非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春秋初年“孤竹国”的“伯夷”，所以上古之书以“伯夷父”加以区别。

　　伯夷姓“姜”，为炎帝后裔、“共工”兄弟之孙，曾担任颛顼的“大祭司”和“太岳”。

　　“太岳”即“华山”，山高接天、可通天神。炎帝的后裔都崇拜天神，而华山在他们的眼中为天下第一高峰，所以称之为“太岳”。因祭祀天神的缘故，颛顼创制了“太岳”官职，伯夷即为第一任“太岳”。从那以后，伯夷的“太岳部落”每迁至一地，都不会丢掉崇拜山岳的传统，于是就产生了以“太岳部落”为中心、东南西北最高峰的“四岳”。“太岳”华山为“西岳”，其它分别是“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

　　因为有了“四岳”之名，尧的时候就设置了“四岳”官职，由伯夷或他的子孙担任。“四岳”不仅分管四座神山的祭祀，也还管理四个方向的大小部落首领。至于“四岳”究竟为伯夷子孙中四个人的官职?还是伯夷一个人官职?尚有异议。

伯夷

　　伯夷自古被认为是品德最为高尚之人，不仅是颛顼的老师，而且在“尧”的时候辅政，为尧“典三礼”、“定五刑”，掌管礼仪。“尧”曾经想让位于伯夷，伯夷不肯接受“尧”的禅让美意，推荐了“舜”。“舜”当政的时候，任命伯夷为“秩宗”，管理“礼部”。“舜”派大禹治水，伯夷作为水神共工之后，也很善于治水，又尽心辅弼，成了大禹的心腹之臣。

　　伯夷本为炎帝“姜”姓，子孙繁衍出“齐、吕、申、许”等四支后裔，这四国也都姓“姜”。为嘉奖伯夷，“舜”晚年之时，将“吕”地分封给伯夷，并封他为“吕侯”，伯夷被尊为“吕”姓始祖。春秋之时，著名谋士姜太公“吕尚”，就是他的后人。

　　伯夷辅佐颛顼的时候，儿子“西岳”生了“先龙”，先龙的后代子孙便是“氐(dī)羌”。

　　“氐羌人”姓“乞(qǐ)”，在甘青高原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向四方迁徙。

　　“氐羌”是“氐族”和“羌族”的祖先。

　　一部分“氐人”居住在西北一带，于汉魏时期形成“氐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虽在西晋末年曾加入“五胡乱华”行列，但到唐代时候，已经融入了“华夏族”汉人;一部分属于“氐人”系统的“白人”则向西南而去，迁入川西、滇北、滇中，成为西南少数民族。

　　“羌人”有的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西藏地区的古“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许多种族的羌人;有的仍然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成为许多种族的羌人。今河西走廊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古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国，都是羌人。悲惨的是，商代以后产生了作为奴隶的“只羌”。“只羌”不仅被当成牲畜使用，还被作为祭品，有甲骨文记载，商代一次祭祀活动，就杀祭羌人三百多。如此残酷的原始奴隶制度，西藏居然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公元1951年才被共产党领导的新废除。

　　颛顼塑像

　　西北部分的上古羌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游牧，有些成为不同族群的凶悍“戎人”。

　　“姜”与“羌”二字古音相通,但无论是“九黎”和“三苗”形成的羌人，还是“氐羌”形成的羌人，还是“蚩尤”与“氐羌”后代通婚形成的羌人，都是炎帝血脉。

　　炎帝的支脉——伯夷父的后代“氐羌”，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也是构成多民族华夏之国的重要骨干。今日，无论是中原或边陲，还是西藏或新疆，都是远古“氐羌人”的活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