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王刘胥：被女骗子忽悠的家破人亡的皇室子

　　名利一诱惑，人难免昏头。

　　刘胥，汉武帝刘彻的四儿子，受封广陵王，亲妈是武帝的李姬。

　　这位大汉王爷，长得人高马大，力能扛鼎，徒手敢跟狗熊野猪搏斗。可能是因为出身和排行的关系，刘胥年少对问鼎江山没太多指望，更多的时间沉迷于倡乐冶游，以犬马酒色为伴。

　　武帝死后，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做哥哥的刘胥开始不爽了，怎么轮也轮不到小六子呀(刘弗陵为汉武第六子)!打这儿起，他有了帝王梦。

　　小老弟刘弗陵登基伊始，就给四哥刘胥增封一万三千户食邑;元凤年间四哥进京来朝，刘弗陵又给增封一万户，外加二千万钱，二千斤黄金，驷马安车一辆，青铜宝剑一把。小昭帝这么做，意图很明显，拿地盘和钱物安抚一下这位仁兄，可刘胥根本就不吃六弟这一套。

　　昭帝年幼一直无子，刘胥琢磨上了，这高祖打下的江山，兴许接下来就该轮到我来执掌了。恰在这个时候，他的封国上一位名叫李女须的神女子，主动找上门来。神女踏入广陵王的宫殿，脸挂两行热泪，含悲带愤神秘泣言孝武皇帝附身我体!王爷刘胥和左右的人一听，顿时齐刷刷伏身下跪。李女须接着模仿汉武帝的口气宣称道“吾必令胥为天子!”我一定要让我的四儿子刘胥当上皇帝。

　　这话一下子把刘胥听傻了，心花怒放了。当下便赏赐给神女大量的钱财，末了又信其蛊惑，拿出巨额经费，安排神女去巫山祈祷，求诸神保佑，成全自己的美梦。

　　果不其然，神女李女须赶赴巫山祷告的时节，汉昭帝刘弗陵驾崩了，才二十一岁，龙位空了出来。惊喜至极的刘胥连连称赞这李女须可真是个神人啊!称赞罢立马命手下杀牛宰羊，大肆庆贺。

　　刘胥高兴了个半截。正在他兴冲冲之际，京中传来消息，以大将军霍光为首的众臣拥立的新帝，是他五弟刘髆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昌邑王刘贺。这让刘胥大为失望，正想寻神女李女须来质问，神女笑盈盈地主动到了，安慰刘胥说王爷莫急莫急，昌邑王不过是你眼前划过的一颗贼流星。刘胥听了，将信将疑。过了短短不到一月的时间，刘贺竟然真被从皇位上给拉下马来，完全应验了神女的预测。刘胥这回对神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惜血本，接二连三给神女奉送钱财珍宝，倾其所有表达他的崇敬和信赖。

　　这一回，刘胥的钱财珍宝又打了水漂。昌邑王刘贺被废，接替皇位的人并没轮到他，而是他大哥、前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刘询)。是为汉宣帝。

　　神女的预言，几次都未兑现，刘胥的钱财倒是花得海了去了，不过至此刘胥仍未对神女李女须产生一星半点的怀疑。他倒是很会三省吾身，暗自检讨是不是自个儿的心还不够虔诚，没有感动诸神灵和先祖?

　　侄孙子怎么能越过我这爷爷辈的当皇帝呢?何况这小子还是个流落民间、讨吃少穿的穷小子，他的命咋那么好呢?刘胥召神女李女须前来，要求请仙姑继续施展大法，诅咒刘询这小子不得长久!神女唯唯应命，临走时悄声叮嘱刘胥我这边将竭忠尽智不遗余力，只是王爷你自身也得努力才行呀。

　　刘胥如梦方醒，一边让神女施巫术，一边暗中联络楚王刘延寿，准备反叛朝廷。不料楚王做事毛糙，密谋败露，不得已自杀谢罪。宣帝刘询仁厚宽容，没有追究四爷刘胥，相反，赐他黄金五千斤，珍玩宝器几件。不久，刘询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作为储君，以消除旁人对皇位的觊觎。

　　刘胥煎熬上了，这皇帝梦倒是继续做呢还是不做了?神女几次三番用功，看来木有成效嘛?夜里，有些心灰意冷的他对着心爱的宠妃南，无比哀伤地叹道“我终不得立矣!”看来我没有当皇帝的命啊!

　　屋漏偏逢连阴雨，此后刘胥诸事不顺，自家的儿子刘宝杀人犯法，回到家竟然跟父亲的姬妾左修搞暧昧，勾搭成奸;自己的丞相胜之竟然背叛他而密奏朝廷，反过来要收拾主子。一时间，刘胥阵脚大乱，慌不择路地又找来神女李女须，央求道眼下唯一的救星只有仙姑了，求您大展神威，咒死刘询!

　　不知神女是不是把功使反了，这一轮诅咒下来，朝中的汉宣帝安然无恙，刘胥的王府却异象频出。庭院的枣树莫名地长出十多个新枝，枝枝却颜色赤红，树叶都变得白如素绢;一池春水突然红似血汤，畅游的金鱼浮尸水面;青天白日，一群老鼠横行无忌在王后的宫院里肆意舞蹈……

　　直到这时，刘胥才恍然明白，他上神女的当了，堂堂王爷被一个乡间巫婆给戏耍了这么多年，打那一天她声称她是汉孝武帝，言之凿凿要让我刘胥当上皇帝，都是摸清了我的心思，抓住了我的软肋，迎合我，讨好我，骗取我的钱财啊!

　　这边，刘胥正后悔上当，那边，朝廷已得到他巫蛊诅咒的罪行，悔恨加愤怒，他着人将神女李女须抓来，连同为其帮腔行骗的二十多个宫女，全部用药毒死。

　　刘胥还是蛮有诗人气质的。自知罪业深重，死不可免，这一晚，刘胥在他王府的显阳殿里，摆下一桌酒席，将儿女子孙叫齐，由八娘子郭昭君弹琴，歌妓赵左君舞蹈，乐舞伴他唱了一首感伤又不乏浪漫的人生永诀歌

　　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

　　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

　　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

　　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

　　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大意是

　　人都想长生不老，妄想着安逸享乐没穷尽，

　　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有什么意义再活下去?

　　谨遵上天给我的期限，骑上千里马赴黄泉。

　　黄泉幽深无底，人终究难免一死，何必怕死!

　　世上什么是快乐?随心所欲才快乐，

　　死亡在招手，何不痛快些;

　　死无人能替，我自上路去!

　　姬妾子女们听完王爷这一曲悲歌，个个泣不成声，纷纷上前敬酒。鸡鸣时分，酒尽筵散，刘胥用一根绶带，自行结束了他的老命。

　　对朝鲜，甲午战争让其从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朝全殖民地社会沦亡，这个事实上在当时赤贫至极的国度，内在上更加迫切需要彻底的现代化变革，于是有了后来的历史结果。

　　在朝鲜王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之后的500年里，朝鲜和一样，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在1876年，朝鲜全国的人口为1688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当时日本和欧洲的农业人口在65%左右)。

　　虽然伴随着农业的发达，朝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和手工业，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以工匠来说，他们和明朝的“匠户”一样，从身份上来说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户籍被编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无报酬地为其制作各种物品。

　　商业也不发达，朝鲜王朝时期，只有在汉城(京城)、开城(松都)和义州(龙湾)三地有势力强大的商人阶层，被称为“京商”、“松商”和“湾商”，其中京商以贩卖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为主，松商和湾商则经营对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20世纪初朝鲜京城、开城等地的商业巨头，比如大昌贸易株式会社、泰昌财阀、永信社、高丽参业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经营对华贸易的京商或松商。

　　朝鲜王朝对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人参，还有高丽纸、花席、刀子、海产，以及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等贵重成药，从进口高级绸缎、药材、书籍，以及针线刀剪、烟袋算盘、笔墨砚台等日用品。朝日贸易在18世纪之前是朝鲜出口人参和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和砂金。19世纪初日本限制金银出口，朝日贸易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朝鲜出口牛皮，从日本进口铜。

　　崩溃的货币体系

　　朝鲜本国的商品经济落后，货币流通量也少。李朝初年仿照明朝发行了楮币(纸币)，由于增发、滥发，楮币很快就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信用。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朝鲜人在纳税、交易、置产，乃至行贿时，最常用的货币是装在稻草包里的大米，还有麻布和棉布。朝鲜流通的铜钱一方面依赖从进口，另一方面从1423年开始铸造本国的铜钱“朝鲜通宝”，1678年又铸造了“常平通宝”，铸钱所需的铜全靠从日本进口。

　　由于朝鲜的钱法紊乱，朝廷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允许户曹、常平厅、赈恤厅、训练都监等文武官署自行铸造铜钱，导致恶钱、私钱泛滥。这些铜钱成色低劣，重量飞薄，被称为“叶钱”。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鲜和她的邻居》中写道，1894年时，虽然汉城、开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经可以使用日元纸币，但朝鲜内地仍用铜钱当货币，1美元能兑换3200枚铜钱。10英镑换成的铜钱需要用六个男人来抬，这给外国旅行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1893-1894年，淮军将领聂士成曾考察了朝鲜北部。在朝鲜咸镜道的富宁府，聂士成曾与当地府尹笔谈，府尹感慨说“自从就任该职，已经四年，如今亏空公款四千余贯，上国大人见到国王时，望代为吁恳”。 聂士成对于甲午战争前夜朝鲜的观感是“城池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积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当时朝鲜虽然已经开辟了仁川、元山等贸易口岸，“各海口出产稀少，不通商贾大道，无甚起色”。

　　恶臭的京城

　　1894年前后，伊莎贝拉·拜尔德和日本驻汉城领事馆书记生盐川一太郎也曾像聂士成一样游历朝鲜，并将见闻各自写成书。他们在书中不约而同地对当时朝鲜经济落后的面貌有所描述。连作为首都的汉城，街道都充满了泥泞和恶臭，路旁堆满了垃圾，人们随意在街上倾倒大小便，载运货物的牛只也随地便溺。日本作家原田敬一在《日清·日露战争》一书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乘船在元山登陆的日本陆军士兵一上岸，就被空气中弥漫的臭气和道路上的粪便、猪群惊呆了，不少日本士兵被扑鼻的臭气熏得当场呕吐。

　　盐川还观察到当时朝鲜的农业水平非常落后。河川堤防普遍失修，一旦霖雨连绵，就必然会暴发洪灾。由于百姓砍伐树木当燃料，山丘全都变得光秃秃的，降雨稀少，旱灾频仍。田地里大多没有引水灌溉的工程，农民面对旱灾手足无措。朝鲜的农具和施肥方法都没有得到改进，与日本17世纪江户时代的水平差不多。在19世纪的20年里，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大量工业人口，工厂主选用廉价的朝鲜米作为工人的主食。米和大豆成为当时朝鲜最主要的对日出口物资。由于大量出口，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涨到了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白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朝鲜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拜尔德和盐川两人在甲午战争前后对朝鲜的最大观感是，一方面当地民众生活困苦，另一方面作为特权阶级存在的两班(士大夫阶层，两班指的是上朝时的东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员)和政府官僚却极尽掠夺、榨取之能事，已经成了祸害朝鲜的吸血鬼阶层。按照“祖制”的规定，朝鲜官员的俸禄非常微薄(按照《续经国大典》的规定，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受贿和贪污腐败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的原因，就是京城武卫营和庄御营的士兵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俸禄，当全罗道运来一批漕米、好不容易发放一个月的俸禄后，又遭到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的克扣和中饱，米中掺入大量米糠和砂石，不堪食用，导致愤怒的士兵发动哗变。

　　朝鲜王朝的官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商业阶层进行无休止的诛求。地方商人要缴纳的税收包括“官分”(交给地方官府)、“营分”(交给兵营)、“洞分”(交给洞、里等底层行政单位)、“贸易分”(营业税)，以及交给国王、王妃、世子、义和宫、龙洞宫、竹岘宫(均为王室宗亲)的孝敬费用等等。两班和官吏常以“借钱”的名义向商人索取钱物，如果不及时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作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还反对对朝鲜实行任何方式的内政改革。

　　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后几个月时间里，朝鲜的“军国机务处”推出了208项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包括新订官制、设内阁总理大臣、改六曹为八部、捕盗厅改为警务厅，以及废除科举考试等等。经济方面，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户曹和宣惠厅手里的财政及赋税大权统一收归度支部，废除实物纳税，实行银本位制，发行白银、白铜、赤铜、黄铜四种新式货币(银币一两等于旧铜钱一百枚)。其他的改革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废除清朝光绪年号、废除公私奴婢、禁止贩卖人口、禁止早婚、惩治贪官、改善贱民待遇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被统称为“甲午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