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传奇特工向影心：裙带花色诱大汉奸殷汝耕

　　1935年11月25日，在华北通县的一个空场地里，日伪汉奸竟然公开集会，一群流氓、地痞及所谓乡绅讲话。大汉奸殷汝耕声嘶力竭地为日本搞“华北自治”摇旗呐喊，大肆叫嚣“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了！”土肥原非常欣赏殷汝耕，称他是效忠皇君的能人。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是蒋介石的大老乡。他在少年时留学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大小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蒋介石与日本“调情”时，他便以国民党的驻日代表身份与日本人暗中勾搭。1932年他又参与签定了卖国条约《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渐渐变成了日本人走狗。他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作为自然遭到蒋介石的反感。

　　戴笠开始注意殷汝耕，这一重任必要向影心出马。一天深夜，戴笠正式向她宣布命令，要她打入殷汝耕内部，为稳妥起见，由另一个女特务周志英在外围配合。向影心知道在殷汝耕那里做监视与情报工作是与虎谋皮，但事关自己今后在军统的前途，她咬咬嘴唇，下决心伺机而行。 戴笠见她一时沉默无语，问她“你胆怯了吗？”向影心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戴笠抓住她的手，说“祝你成功”。

　　向影心与周志英来到冀东，由戴笠巧妙安排，与殷汝耕见了面。风情万种的向影心引得殷汝耕围着她团团转，并许诺接纳她为小老婆兼秘书。向影心深得殷汝耕的信任与宠爱后，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殷府的主人。素以狡猾著称的殷汝耕，因色迷心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反而认为这位姨太太很能干，是自己理想的帮手，于是放心大胆地让她去处理一些机密文件和来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一丝不留对她倾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一个全民抗日、全国锄奸浪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戴笠的特务系统火速秘密展开暗杀汉奸行动。

　　第一个要杀的对象就是殷汝耕。戴笠根据对方的情况，给向影心下达秘令尽快刺杀殷汝耕，要求下毒了结。向影心想到殷汝耕有一个习惯，每晚临睡前都要吃宵夜，总是一大碗面条，她决定在面内下手。

　　一天晚上，向影心笑吟吟地说“汝耕，你饿了吧？今晚我要亲自下厨为你煮宵夜！”说着便上厨房去了。 向影心一到厨房，便叫仆人们退下，自己开始煮面，等面煮好了，她从胸口鸡心项链中取出戴笠给的毒药，投入碗内。这种毒药无色无味，极难发觉。向影心双手持面碗，特为殷勤地端到殷汝耕面前“汝耕，快趁热吃了吧！”殷汝耕接过面碗和筷子，正要吃时，恰好有人急急敲门。听到有人深夜来访，殷汝耕认为定有急事，便把手里的那碗面连同筷子一齐放下，转身去客厅与来人密谈去了。可恼的是那客人与殷汝耕竟足足聊了3个小时。

　　殷汝耕回到房中，坐下来伸了伸懒腰后，叫仆人给他拿面。女佣见面大吃一惊，颤巍巍地端上来说“老爷，面已坏了，重给您做吧。”向影心见状，吃惊万分，心说“完了！”殷汝耕瞧见碗内面条色变，断定面里有毒，霎时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当下令人前来检验，果然是剧毒。他冷笑几声，厉声喝道“来人啦，把向影心给我绑了！”下人不敢怠慢，蜂拥而至把向影心绑了个严实，推到殷汝耕面前。向影心记住戴老板的话“有事不可胆小，无事不可胆大，以不变应万变”，反而沉着应战。殷汝耕咬咬牙骂道“妈的，你这婊子，想毒我。”说着左右开弓打了向影心几个耳光“我对你不薄，你怎么这样下起毒手来？你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快快招来，否则死路一条。”任凭殷汝耕的拳打脚踢，向影心始终矢口否认下毒。殷汝耕无可奈何，只得命令下人先将她扣押起来再说。

　　第二天，殷汝耕继续审问向影心。向影心仍然矢口否认，一口咬定是他人所为。恰巧，第三天有个女佣因平时与向影心不和，害怕被她反咬一口，竟不辞而走，向影心不由心中一亮，更加否认是她下的毒。殷汝耕心里明白毒手就是向影心，可是无凭无据，只能下令将其囚入优待室，什么时候放人再说。

　　向影心硬是救了自己一命，她设法与戴笠暗通消息，要他救援。戴笠安慰她说，此时暂不行动，否则会引起殷汝耕注意，不如静候，反正不会死。两个月后，戴笠探知殷汝耕防范已松懈，通过内线，将向影心偷偷救出来，回到军统。向影心大难不死，受到戴老板重赏，军统中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裙带花”毒杀殷汝耕的壮举了，军统中人对她钦佩之至，都称她为“裙带花美小姐”。

　　晚清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

　　本来，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在大清帝国谁都知道，当上几年海关监督，捞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到了晚清，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基本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政府”管理上海海关。

　　这显然是对主权的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的税款后来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遂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定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政府事务，这是西方侵犯主权的一个铁证。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尽可以雇用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

　　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

　　后来当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之所以从手中得到了海关管理权，进行了有效的海关制度改革，“除条约和列强这一保护伞外，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也是海关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后盾。制度创新得以成功的原因与改革的利益取向有关，由于海关创制的结果有利于中央财政，尤其在偿还战争赔款方面更是得到清王朝的信任，所以‘总税务司卒能排除众难，渐将集权制度推行于各关也。’”

　　赫德是当时英国北爱尔兰人，开始他在宁波领事馆做翻译，后来到广东海关管理税务。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恭亲王奕对他的诚实、能干和专业素养非常信任。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1863年，赫德得以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海关的管理。

　　赫德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海关的腐败不仅让外国商人头痛，其实也是历代皇帝头疼的问题。皇帝们虽然对自己的亲信们都很关照，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治下任何一个部门腐败成风。

　　历代皇帝都对税关下达过整改命令，这些命令几乎都没有任何效果。既然制度上不能有为，那只能抓贪官来泄愤。所以当皇帝一高兴想要反腐的话，海关监督就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比如乾隆年间，粤海关监督就曾前腐后继乾隆二年(1737)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抄家，判处斩监侯;乾隆九年(1747)，粤海关监督郑任赛同样被判革职、抄家、斩监侯;乾隆二十四年(1759)，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抄家。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李文昭、四十三年(1778)的德魁、五十一年(1786)的富勒浑,也都是在任职末期或卸任不久之后被弹劫清查，抄家、判刑、罚令退赃，甚至被判流放、全家为奴……

　　赫德却不想仅仅以同样的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底抽薪。

　　赫德做的，是建立新的会计制度。

　　清代海关原来的会计账簿是落后的四柱式。在旧式会计账目中，不但所有陋规和灰色收入不能体现，甚至收到的“正税”也存在被化公为私的现象。

　　1865年，赫德对海关最早的记账形式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传统的旧式清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英国财政部公共会计委员的指点和帮助，海关会计制度体系的基础是英国公共财产特别委员会制定并于1866年实行的所谓英国新财政制度。

　　这套新制度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可以进行详尽的便于查询的记录。明晰的财会记录使得做假账更加困难，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海关腐败行为的滋生，提高了海关行政的效率。

　　配合新的会计制度，赫德还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每年至少去每个港口检查账薄和账目一次。稽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并做到1.账目一直记到最近的;2.金库金额和账簿试算表相符合;3.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不检查，所以他的巡查就将使一切都更加仔细。”

　　稽查税务司的权力很大，每到一处，正稽核就马上接管保存结余或相关的单证及支票和存折的保险柜的钥匙和全部账册，不受任何干扰。一旦发现有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或其它不正当行为，他就有权停止任何税务司或负责关员的职务。

　　赫德做的第三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赫德坚持，总理衙门必须赋予他人事的全权，“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将人员予以录用或革职、升级或降级，或从一地调往他地者”。

　　这一制度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在这方面赫德主要借鉴的也是英国经验，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一套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在海关里安排一个职位。赫德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这一点他说到做到，甚至自己也会主动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