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将军公孙瓒：三国历史上早期最强的诸侯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为人美姿容，大音声，言事辩慧，家世二千石，辽土豪强。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与刘备师从卢植，为郡小吏，太守犯法，甘愿随同远徙，临行于北芒拜别祖先，慷慨悲泣，其气度为时人所重，既行，于道得赦。还郡为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驰出冲贼，遂得免，为人勇略如此。

　　中平中，乌桓反叛，与张纯等攻蓟，瓒讨伐有功，迁骑督尉，追击敌寇，深入险境，被围二百日，粮尽食马，与众人诀别，后终脱险，封都亭侯，复领辽东属国长史，受幽州牧刘虞所职统，控戎马，抵御边寇，每闻有警，其愤怒厉色，望尘赴敌，或继以夜战，虏识其声，惮其勇，莫敢抵犯。与善骑射者数十人，皆乘白马，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深为虏骑所畏，皆避之塞外。

　　初平二年，发布檄文讨袁绍，不久议和。当时青徐黄巾三十万，入渤海境内，公孙瓒帅二万骑败之，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蓟侯。南渡河攻取了冀州、青州、兖等华北大部分，营建易京，以通辽海。乃自署其将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多置郡县守令。又遣弟公孙越连结袁术进攻豫州，逐步成为与董卓并立东西的两个最大军阀。初平三年初，公孙瓒帅大军攻袁绍，于界桥与袁军初次交锋，被击败退兵。公孙瓒遂刻玉玺派故乐浪太守劝刘虞称帝，为刘所拒绝。公孙瓒与袁绍时战时停相攻近二年。四年底，刘虞攻打公孙瓒失利被擒，当市祝曰当立为天子则雨，时天旱无雨，刘虞最终被杀害。刘为人仁义，深受百姓爱戴，所以鲜于辅、阎柔等将领和北方少数民族各部联合起兵进攻公孙瓒为他报仇。虽然公孙瓒控制着幽州、冀州、青州大部分并与辽东连结，由于他失去了民心，又贪图享乐，逐步走向衰败。兴平元年，曹操攻打徐州陶谦，公孙瓒部将刘备乘机进入徐州，张邈、陈宫、吕布等据兖州叛，袁绍联合曹操平定兖州，其间公孙瓒忙于对付鲜于辅等人无力南下，只好与袁绍和解。在收复兖州后，袁绍遣侄袁谭、曹操攻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公孙瓒将刘备据徐州与袁绍结盟(可能与刘虞被害有关)，青州为袁谭攻占，继而袁绍收复冀州，进攻幽州，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公孙瓒又听信谗言，对遭受攻击的部将见死不救，导致众叛亲离，势力日窘。即使如此，他依然在易京广建高楼，日夜为乐，自恃城高粮足，坐守孤城。建安四年初，袁绍联合各路兵马围攻易京，破城，公孙瓒自杀。袁绍在华北地区的统一战争结束，逐步恢复社会秩序。

　　公孙瓒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位军事将领，他曾经控制了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包括今天的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他的成功是和当时的幽州牧刘虞支持密不可分的，刘虞是后汉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为人品德高尚，执行民族团结的政策，和轻赋免役的爱民政策，在朝野拥有很高的威望，在少数民族中深受爱戴，他宁死不愿为帝也表明他是个忠义士大夫。在公孙瓒的南下作战中，他也得到了少数民族的很大帮助，所以公孙瓒的失败也是从他和刘虞关系恶化开始，而他害死刘虞时，就决定了他灭亡的命运。

　　公孙瓒出身辽土豪强，他在公孙氏族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早年的他经历坎坷，常年征战，自身没有豪门子弟养尊处优、吃喝玩乐的腐化生活，待人诚恳，甘为囚奴与太守充军远方，赤胆忠心，久经沙场，功勋卓著。与吕布武艺高强、天下无敌相比，他更多的是坚毅和勇敢，常年的厮杀使他后来变得性格残忍，又没有政治信念，在战争劫掠中日益贪婪，残害百姓。他曾经打算立刘虞为帝，史书中记载是袁绍所为是不真实的，袁绍举义反对董卓擅废立，自己是不会效法的，公孙瓒讨伐袁的檄文中也未提及，而使臣也不是袁绍的亲信，劝进的辽东乐浪太守更可能是公孙瓒的亲信，而临市祝雨，更清楚地表明公孙瓒之心，史书中载他占据数州之地，自行封赏的官员比别人都多。

　　在害死刘虞后，公孙瓒集团丧失人心土崩瓦解，他是敌视、压迫少数民族的，破坏刘虞民族团结政策，劫掠刘送给鲜卑的礼物，如袁绍给他的信中说的“东西鲜卑举踵来附，乃足下驱而致之也。”而他在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又多用贪婪自私的奸险小人，晚年贪图享乐，丧失斗志，终于逐步走向失败。

　　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停战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两线作战是长城抗战失败的必然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全命运的大事，需要集内主要力量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面对强敌，却如此轻率应付，这种两面作战，重南轻北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的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唯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3月下旬，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日本调兵遣将，准备做的决战。此时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和何应钦在与前线将领谈话中，都一再强调，“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蒋介石何应钦对长城抗战的态度，像一瓢冷水浇在抗日前线将领的头上。沉重的打击了前线将领抗日的决心。镇守冷口的商震，就是考虑到，在蒋介石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住脚的，此时的他既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抵抗日寇，又尽量要保存实力。他在前线始终只放一个师的兵力，预备队远在大后方。防御战线过长，便一字排开，没有纵深配备，没有机动兵力。4月上旬，日军对冷口发动强大攻势

　　的时候，尽管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他们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在多少次集团冲锋下，与敌血肉相博，坚守了5昼夜，镇守在冷口右侧的白羊峪141师721团官兵几乎死伤殆尽，敌人趁机突破防线，杀开一条血路，突进长城，从侧翼包围冷口，使冷口失守，造成长城战线全部退却，长城抗战失败。

　　第三，在战略上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和热河的军队(包括义勇军)达到35万之众，仅热河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汤玉麟在热河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不过5万人，加上伪军才10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守军5个师的兵力。，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调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军队处处设防，往往是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大量杀伤敌人的生力军为目的，采取运动战、伏击战，夜袭战，或派出小分队，攻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事实上，局部的出击是有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冷口的进攻战，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即使是这样的战斗往往也只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